年終咖啡廳

　　「我們的耶加雪菲很酸喔。」這是我在La Crema聽過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現在的我坐在這裡，大概再過三個小時這附近會湧進大量的人潮，然後在四個半小時之後觀賞瞬間釋放的煙火。

　　La Crema異常地溫暖，裡頭的客人一看就是來取暖的，也許等待飯局，也許等待狂歡。許多時候咖啡廳就是這麼回事，他是一個付費的飯店大廳，或者一個昂貴的休息站。

　　今天的La Crema不但異常溫暖，還是一個巨大的中繼站。一年之中我們再不能找到哪一天，像是今天這樣充滿快速流動的人群。而La Crema在這裡，國父紀念館旁的小巷子，走兩步就能看到煙火的地方，他停留在這裡承接並遞送大量的人。

　　如同某些時候，我在這裡，喝很酸的咖啡、抽黃濾嘴的菸，一個人。

　　「人群變得古怪……」這是Jim Morrison的句子，我幾乎可以記得剩下的那些敘述。人群變得古怪，當你不屬於他們。是這樣嗎？人群變得古怪，當你不屬於他們，確實是這樣，即便這不是Jim Morrison說的。

　　咳，難道我非得寫這樣的東西嗎？像是什麼，我離人群遙遠、我在他們中間穿越、我與他們擦肩而過。之類的。難道我非得寫這樣的東西嗎？難道我是全世界唯一的以致於需要這樣夢囈著自己的孤獨的人嗎？難道我的誠實就建立於不斷訴說自己的哀傷嗎？

　　不應該是這樣，我應該寫點聰穎的東西。

　　人群變得古怪，當他們的意象在你面前遊走。像是在這裡，我是一個喝很酸的咖啡又抽黃濾嘴的菸的人。或者外面的人們各個都像是被煙火吸引的蚊蟲或粒子，或者那個噴發煙花的高塔是貪婪世界的陽具，或者人群是集體狂歡中的巨靈碎屑，或者這個世界就是巨大的符號集合，而符號的遞送如同光纖中的訊號一般編織出我們的生活。

　　天哪，我寫這樣的東西有任何意義嗎？這個世界還是那個樣子，不論我們用怎樣的理論眼光去詮釋他。他就是那個樣子，他就在那邊，永遠在那邊，用緩慢、巨大、無生命的方式抽長著，而且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他真正的目的，因為他是個有機的無生命體。而各種理論炫耀著自己的文化資本、展示著知識權力的同時，這個世界在外面呼嘯而過不留一點痕跡。真有那麼點痕跡的話，那就是一些我們不敢面對但又相處其中的悲慘生活。

　　所以說，我應該要寫生活點的東西，很清淡的。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呢？因為我不知道要去哪裡，剛好上個週末在多鬆碰到CCH，一下子我懷念起前年在這裡跟一群陌生人胡鬧的光景。那為什麼我不找史和鍾呢？記憶中我們不曾一起跨年。一起跨年沒什麼不好的，也真不至於如同那個文藝青年寫的一般：這個時間的我們不敢面對彼此的疲乏。好吧，這樣批評一個青澀文藝青年也是不應該的，他說的東西也有那麼多誠實。只是，實際的狀況是我們三個有各自的默契，也有各自的生活。碰不到一起，反正碰到一起也沒什麼好快樂的。

　　好，於是我寫了幾句關於生活的句子。但是那又怎樣。史打電話來，有點慌；我打電話給鍾，有點忙；我坐在La Crema，感到無限的無聊，同時數算著無盡的浪費掉的時間、幼稚且愚蠢的對他人的傷害、推卸責任又自以為是的生活模式。

　　這時候CCH走了進來，帶著愉悅而嬉鬧的笑臉，世界在那張笑臉上張開一份表面的滿足。我不是CCH，甚至跟他相當不熟，但是那份表面的滿足總讓我覺得這個世界還是可以有一種很謙卑但是又很驕傲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在這，在這抽黃濾嘴的菸、喝很酸的咖啡，一個人，也許一直到CCH開始喝酒於是和我胡扯為止。

　　二OO八年只剩下不到四個小時，人群在這最後的四個小時不斷加快腳步，好像生命到此就要終結。他們的腳步由緩慢而漸快，漸快而致狂奔，狂奔以致於慌亂。這個世界無限的時間如同一隻巨獸在背後獵食他們，而他們一面奔跑一面歡笑，那些歡樂聲響在越趨誇張的笑臉中消聲匿跡，至終這個世界如同一場邊歡笑邊殘酷追逐的默劇。

　　他是噤聲的，而你應該傾聽這樣的噤聲，然後在其中尋找自己那熟悉又陌生、年輕又古老的音韻。

　　La Crema人聲鼎沸了起來。他媽的。

來吧

你身上有稀薄的光度
我身上有圓滑的鯨脂

你有你的青澀
我有我的蒼白

你撿拾旅途晶光
我的殘渣盛滿行囊

終有一種可能
你走往這裡
如同迴圈的故事
或者反覆的樂章
然後你走往這裡

彼時的我們看見了些什麼呢

願你一身素白
願你行過時間的長河而恬靜完好
像是起頭如初的你

至終你不會走往這裡
就像我也不曾

此時此地

（七）

　　小說家搔著頭，菸灰缸裡的菸一口也沒吸，燒盡卻完整的菸看起來像一隻蠶寶寶。小說家在桌前，想著這一個又一個的故事究竟該怎麼辦。

　　首先，小說家想的是：這些故事們有任何共性嗎？有，這些故事們的共性在於他們的非真實性，但是除此之外小說家想不到任何的共性與連結了。於是小說家馬上想到，故事們的非真實性意味著他們是被編造出來的，而既然我們可以編造出一個故事或者許多故事，那也許我們就可以繼續下去將他們編織在一個綿密而相關的網絡裡。

　　小說家想到這裡，起身走到窗邊鬆口氣。他臉上掛著一點自嘲的微笑。「小說家」的工作不就是編造故事嗎？而他搔著頭連菸也來不及抽的這個晚上，想來想去就得到這麼一個無聊而先存於「小說家」這個字眼的結論。

　　「小說家」是故事的創造者，他的責任就是把各種故事的相關性挖掘出來，或者賦予各種故事一個相關，然後再把他們扣連在一起。小說家讓這個念頭在自己的腦海裡不斷複製與環繞，然後靜下心來回到他的書桌前面。

　　讓我們重回小說家開頭時想的那個無聊的結論。小說家從故事們共有的非真實性出發，然後得到因著非真實所以可以被操控打造的結論。然而為故事們編織一個共同相關的屬性有什麼意義呢？有的，因為這個共同相關的屬性可以賦予這些故事們一個結局。

　　小說家的腦海停不下來，雖然他已經試著告訴自己：我是故事的創造者。但是為什麼「小說家」這個職業就非得為這些非真實的故事們做任何編造呢？是不是有一種可能，就是在眾多非真實的故事中，我們為其創造相關，然後在眾多相關中所得到的那一個結局就是真實的。也就是一個明確而綿延串連的結局賦予了這些非真實的故事真實性，反過來說，當一連串的故事得不到一個結局，他沒有終點，他就沒有生命，因為他沒有真實。

　　這就是結論了，也是「小說家」這個行業的道德責任：「小說家」們為人們編織一個真實到無法存在於現實世界中的故事。為什麼會「真實到無法存在於現實世界」呢？因為這一切的真實性只建立於一個可以被確立的結局，然而這個身為真實性的泉源與確證的結局，卻是被一連串不真實的片段所召喚出來的。

　　小說家起身，又走到窗邊。他拉開窗簾，外面的馬路上有許多寒風中的過客，他們拉起衣領，披著圍巾，或者把自己埋在風衣裡頭。他們擦肩而過又擦肩而過，他們一面不斷與他人產生連結一面不斷與他人疏遠。他們有各自的目的地與方向，他們像是紛亂的故事。

　　這個世界在混沌交雜的相關與疏離之間究竟尋找著怎樣的結局。

　　小說家關上窗，拉起窗簾，回到桌前編造他的故事們。窗外透進來的光線，照著那張草綠色印有橘色大花的窗簾，顯得既溫暖又冷清。

（六）

　　電影散場前的最後幾分鐘總是最安靜的。在那之後螢幕漸暗，而燈光卻亮起。觀眾們從寂靜中起身，拎起背包和飲料，連同爆米花。這個場合於是變得喧鬧，觀眾們反照光線的頭顱來回交錯。如果你坐在最後一排的位置上多等一會兒，你會覺得那些頭顱們就像機器裡跳動的爆米花。白亮亮的，又有一點焦黃，混亂但似乎又充滿秩序地跳動著。

　　一對男女就坐在那裡。最後一排的位置，像是山谷邊的長椅，或者爆米花機器旁邊的高腳椅。

　　「電影院就是要有爆米花才可以。」男人呆滯地說著。

　　「怎麼？」

　　「電影院一定要有爆米花啊，而且要滿地都是。如果你今天走在電影院的紅地毯上，可是仔細一看卻發現地上一顆爆米花都沒有，你不覺得很怪嗎？」男人一邊說一邊把雙臂枕在後腦杓，眼睛瞪著下面的人群。

　　「你會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了地方。也許沿著紅地毯你會走進一場宴會，而你身上的穿著太輕鬆。更讓你擔心的是，如果你真的闖進那樣一場宴會，你的穿著不但突兀，而且你手上還拿著可樂和熱狗。」

　　「如果那真的是一個沒有爆米花的電影院呢？」女人玩弄著自己的指骨。

　　「那就更可怕了，因為你會懷疑起這個世界上是否還存在著爆米花這種東西。」

　　「也對，這裡是爆米花之家。」

　　男人牽起女人的手，兩個人沿著階梯往下走，手上帶著他們的飲料和爆米花。其他的觀眾都離開了，他們沿著階梯行走時頭顱一頓一頓地像是孤單的兩顆爆米花，手上沒吃完的爆米花也一點一點灑出來。

　　他們沿著電影院的紅地毯漫無目的地走著，不斷細數地上的爆米花。

　　「會不會有專門掃爆米花的人啊？他們不撿其他垃圾也不刮口香糖，只是掃爆米花，掃到整個畚箕滿滿的全是爆米花，然後就一個畚箕又一個畚箕地把爆米花聚集起來。」女人一邊講一邊想像起掃爆米花的工作的樣子。

　　「有的話，那些人就是電影院殺手了。照著我們剛剛說的，當一個電影院的爆米花被掃完了，那電影院就不再是電影院了。」

　　「可是就像我們現在這樣走著，其實我們並沒有發現所有的爆米花啊。爆米花是會隱藏起來的，而只要他還在某個角落，這裡就仍然是電影院。」

　　「但是他們沒有被發現的話，你就會像是拿著熱狗可樂又滿是懷疑地走在這張紅地毯上。」

　　「然後也許我就走進一場即將羞辱我的宴會了。」

　　「是的，在那裡即將被注意到的是你手上的熱狗可樂。對那裡而言你就是熱狗和可樂。」

　　「那如果我把熱狗和可樂藏起來了呢？就像是爆米花怎樣掃都掃不完，他們總是躲在哪裡。」

　　「那你還剩下什麼嗎？」

　　「不知道。也許他們不會發現我，因為我什麼都沒有呀。」

（五）

　　F和他的另外一半大吵一架，他們分手了。於是F失戀了，但是有時候他又覺得自己好像正在談戀愛。

　　對於F來說，戀愛幾乎是一種不可獲缺的狀態。F很需要人陪，需要隨時都可以找到一個等待他的人。我們甚至可以說F「只是」需要有人陪，但是更確切一點的話，F需要的是一種可以迅速而明確地被認知的方式。

　　對F來說，「戀愛」意味著他自己不再需要透過各種職業、年齡、穿著的方式被辨識出來。只要當他的戀人在身邊，他們就維持著一種穩定的關聯（或者化學價的緊密結合），在這份關聯中，F不需要花任何力氣證明自己（當然他也曾經花過力氣，但如今他已經為自己完成了這份工作），他可以確知這份關聯中的自己就是自己。

　　F太知道外在條件的重要了，他從來就覺得這是個唯物的世界，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就相信戀愛是F的唯物世界中的救贖真理，因為對F來說，他「只是」需要有人陪，而戀愛中的陪伴是最輕鬆的，或者說這種陪伴是比較好操控的。

　　所以說F失戀了（在一場激烈的爭執中），他的這份關聯與價的結合破碎了。當我們說這是一種「化學價的結合」的時候，這意味著這份結合是一種被估量後的打算，而這無疑地是一種權力計算後的共議。愛情終究不是F的救贖真理，所以當愛情關係破碎的時候他的自身仍是完整的。破碎的只是這份關聯，F的自身並沒有破碎，只是F的權力價又重獲自由了。

　　F重獲自由的權力價與自我使得他自己隱匿進一口暗穴，在那個暗穴中，他只需要窺探外面的世界，然後為自己尋找下一個對象，而在那個他所窺探的世界中的一切，連同他窺探的對象，一切都是物的。當他再次找到那個對象物的時候，他就從暗穴中走出來，為的是面對這個世界中所有的其他對象物。

　　F已經準備好重新開始一段戀情（或者說他總是準備好了），他尋覓到自己的對象、獵物、商品。他伺機而動，在那個他隱身的洞口前，眼神閃爍著一點稍縱即逝的微光。

　　我們可以想像F現在的情緒搖擺不定，如同所有曖昧不明的戀人們一般若即若離、患得患失。F並不是超脫於這個物質世界的存在，即便他清楚地知道這一切物質規律的乏味，但如果他真的有那麼點玩世不恭，那也只在於他意識到自己身處的世界是怎麼個樣子，以及他意識到自己如何無可逃避地置身其中。他的位置就是那口暗穴的邊際，不明不暗地如同所有戀人一般疑惑與焦躁。

　　F很清楚，自己忐忑不安的心情是可愛的，他喜歡這份工作的起頭，他喜歡打造這份連結樣貌的前置作業。他眼裡的微光，在那個昏暗不明的洞口邊際是最清晰的。

還是北海岸

　　這個季節的北海岸總是極端的。他被烏雲厚重地籠罩著，或者在開闊的陽光中展示自己。今天的北海岸，濃密地似乎可以看見空氣裡游離的分子，他們跟天空中的烏雲混雜在一起。在天空與地面之間，我分不出過渡的流向，只知道一切都模糊地密合在一起了。而這一切，就是北海岸。

　　當我說「北海岸」的時候，對我而言那意味著從淡金路與北新路的交叉口開始，然後延續到Michael的店的那條小巷口。大致上沿途中會經過屯山漁港、淺水灣、三芝、白沙灣、英芳小館、劉家肉粽、老梅公園、一座依傍在山谷旁的大橋、Michael的店。如果我沒有記錯他們的順序的話，那這的確就是我的「北海岸」。

　　我的「北海岸」在我的定義中遂構成了一個只屬於我個人所擁有的空間。這個空間從完整綿延的土地上切割出來，然後與無限的他者所擁有的空間相互緊貼或重疊。

　　路上的車潮擁擠，即便我變換車道超過眼前的車子，在更前面還是有一輛車子擋住我。我的視線無法遙遠，我周圍充滿了他者的存在。在這個「空間」裡，一面我不可避免地與他人擦肩而過，但一面又處在那個只屬於我的「北海岸」裡。

　　我們將「空間」佔有，還是「空間」將我們收納。

　　經過三芝的時候，天空開始下起雨了。雨很大，即便車窗只留了一點小小的縫隙，雨水還是沿著車頂大滴地滴進來。車子內應該要屬於我確實佔有的空間吧，但是雨還是進來了。於是我關起車窗，卻還是聽見雨水打在車頂的聲響。聲音穿透進來了，他進來了，在我的空間裡。

　　小時候喜歡打電動，有一段時間反覆地跟朋友玩一套賽車的遊戲。一直到有一天，我發現無論是轉彎還是前進，其實我控制的人物一直都在畫面下緣的正中間，一切的位移都只在於背景的移動，而我控制的人，他只是留在原地用一種可笑而掙扎的動作，做出左右轉的姿勢，自始自終他哪裡也沒有去過。那天開始我不再玩這個遊戲。

　　車子變少了，我的視線開始遙遠，周遭的一切似乎一閃即逝，我用畫面記憶空間，試圖在每個一閃即逝中構築出自己對於他們抽象的認知。這一切的認知，使得我的「北海岸」如此巨大，巨大如一個複雜的裝置，不斷地將我納入其中，在各個部分進行消化。

　　到了基隆，路上的車子又變多了。我們共處在一個空間裡嗎，或者只是我們重疊了卻又遠離彼此。或者，他們都消失了，他們只是裝置中的零件。再也沒有他者了，只是一切就像遊戲裡不斷置換的風景與畫面，而我就在那個畫面下緣的中央，不斷做出可笑的動作。我沒有經過北海岸，而是北海岸經過了我。

　　世界如同巨大的幻象，當存在並無法與空間黏合。如果真正的存在是個理型，那他並不佔有任何空間。實存變得虛幻，而虛幻卻是我們僅能相信的。

　　我到了基隆，又去了師大，最後回家。地理位置而言，這是個明顯的迴圈，但無論如何，我總是哪裡也沒去。我張望的，如同「什麼故事在那頭等待結束」，或者應該說，我張望的，是什麼樣的終點朝我迎面而來。

北海岸

　　「你的路上充滿時間。」這是阿斐說的，駛車往北海岸的路上我這樣想著。但除此之外的一切不都是被時間充滿著嗎。北海岸的路上、車子裡的音樂、刺眼的陽光、手中的杯子蛋糕、嘴上的菸、綿延的海岸線，無不被時間充填與包覆著。一切的事物都在時間的流速中，或飛奔或趨於靜止、被時間驅趕或者遞送，而我置身其中，在時間洪流的某個位置。我的時間源自永遠，我的時間指向永遠。

　　車上的音樂是前兩天才買的Tizzy Bac，我不知道為什麼過了這麼久我才買這張專輯，他應該從認識桃開始，就出現在我的時間裡。不好聽，甚至買的當天鍾秉叡受不了把音樂關掉。今天我才知道，不好聽只是因為音量太小聲了。

　　我在屯山的便利商店停下來，買點水和食物。屯山的小漁港也要從桃開始，而桃的出現指向天使，天使指向至今的一切。我是如何才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呢。關於我的歷史，要從無限的時間中切割出一塊，而這分裂自無限中的一塊，絕非單獨存在與線性序列的。這一塊時間與無限平行，與眾多無限的分裂平行。

　　小時候學校放學總是要集合排隊，偶有一個班級遲到，訓導主任就會說：「你們遲到了十分鐘，操場的每個同學就為你們浪費了十分鐘。一個人十分鐘，你們浪費了幾萬分鐘。」然而時間的流速確實就是十分鐘而已，要如何才能在同樣的十分鐘內延伸出幾萬分鐘呢。

　　到了淺水灣的咖啡街，有那麼多家是我進去過的，但似乎每一家都一樣。他們都一樣，臨海、充滿鹹味。車子開往三芝，三芝有「三隻小豬」蛋糕店，有落人群一般的民宿社區。再過去是白沙灣，到白沙灣之前的長長下坡可以看見大海，那個角度的海面永遠閃爍晶光。

　　過去的兩年我究竟去了幾次北海岸呢，那已經數不出來了。記憶最深刻的一次是開著一輛老MINI，車上有她，和她最愛的狗。老MINI很難開，方向盤硬直、排檔桿鬆動、底盤輕薄。回程路上下起大雨，車子外的風雨、車輛、霓虹都顯得巨大，而老MINI又薄又小。我在車子裡唱張雨生的大海，她聽著，狗在後座睡著了。

　　再開下去經過英芳小館、劉家肉粽，然後又走一段經過洋豆子（永遠充滿人潮但我從來沒進去過的洋豆子），再到Michael的店。Michael是那家咖啡廳老闆養的黃金獵犬，咖啡廳沒有名字，我們都叫他「Michael的店」。那天我們撞破了老MINI的一個大燈吧，因為我忘了拉手煞車，車子停好之後就沿著斜坡慢慢滑，最後撞上了水泥牆。車燈破了，當初緊張個要死，直到不久前才聽朋友說老MINI的大燈蓋用野狼的就可以了。

　　其實Michael店的咖啡難喝死了，我好像從來沒說過，因為去那總是很開心，開心到不應該挑剔（何況蛋糕很好吃）。

　　時間在走，我緊緊跟隨；時間重疊又重疊，我就回到過往。

　　再走下去到老梅公園，剛上大一那一年社團在這烤肉。那一天早上喜歡的女生跟我說她前晚喝酒宿醉不能來了，聽在我耳裡好像一瞬間我就是全世界最可憐的人，而且不在有任何可能的機會了。而那是已過的時間。

　　再往後的路途我就說不出來了，我的北海岸就這麼一段。我一路開到基隆，訝異著路途好短、時間好快。或者該說時間與路途有著不同的密度與重量，同樣的三十分鐘或者二十公里，因著記憶的建構而重疊了時間，過往與現今間，時間形塑了不一樣的世界認知，所謂的「可以辨識」只建立在歷史當中。而那無數分裂自永遠的時間，就是有待碰撞的獨立的宇宙。碰撞有其可能發生的形式與原因，碰撞有其結合與分離的結果，但無論如何，我們永遠在同一條時光長河裡。

　　北海岸的路途是那麼短，我才知道，原來這一年我駐足過的地方這樣的少啊。

Max Weber《社會學的基本概念》

　　「社會學的意圖在於對社會行動進行詮釋性的理解，並從而對社會行動的過程和結果給予因果性的解釋。」

　　《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是韋伯大部頭著作《經濟與社會》的前言，其中承載著韋伯自成一格的設定，也是韋伯為了理解這個世界所設計的一套「方法」。這一直是個很大的問題：「理解人類世界如何可能？」而韋伯用了「理念型」這個概念為我們提出了一種解答。

　　理念型（idea type）是一種透過經驗觀察以及邏輯假設所建構出的模型，一個「假想的模型」。也就是，這個模型雖然是透過經驗所建構的，但是卻無法存在於現實世界之中。也因為理念型超越現實世界的特質，使得他尖銳且透明。於是我們可以建構出關於任何經驗現象的理念型，例如一個強暴犯、一個離家少年、一段三角關係。而當我們試圖理解這些經驗現象時，我們的步驟就是進而研究在現象與其理念型之間的偏離有多少、這些偏離可能是基於怎樣的背景以及情感因素，或者說，就是韋伯希望能掌握的，人類的主觀意識。

　　韋伯視現代社會為一個除魅（disenchanted）的世界，或者說奠基於「理性」的世界。在自然科學中的「理性」一詞即預設了一個立場：基於理性，任何一種現象都可以透過觀察、檢驗而求得一種通則，而這個通則使得我們得以辨識、預測一個現象的源由及可能。超越了這個範圍的現象，我們只能將其視為「未知事物」，而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未知事物」已經退步於幻想的邊界。

　　然而我們無法否認情感、文化有其自主、非通則性，那社會學作為研究社會（客體）的主體，究竟該如何在科學理性的範疇之下觀察人類世界。韋伯意識到自然科學的不足，也就是自然科學無法驗證當人作為社會生活的主體時其主觀、自制的心智與意識，於是韋伯提出了他作為一種解決方案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建構出關於研究對象的理念型。理念型在此絕非一種規範與理想，理念型並沒有為人類生活找到一種完美的解決方案，其自身不帶有任何價值判準，他只是一個研究的工具與手段，一個假設與推演。理念型需要遠離真實世界，其建構的目的在於可以透過理念型以比較其與經驗現象的落差與偏離，並且尋找出這個落差與偏離的原因以達至「詮釋性的理解」，也就是掌握其主觀意義下的因果關係。

　　韋伯在《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中建構了一連串的理念型，然而其中只有一個基本單位：社會行動。韋伯所設定的「社會行動」有其自身的規範與定義。社會行動需要有行動者的主觀意識，且具有指向他者的指向性。當一個主觀意識透過社會行動指向他者，並且與他者產生關聯（發生的機會），甚至達成共識，使得這個關聯成為一種規律時（一種平均的機會），複雜的社會連動就產生了。於是「社會行動」作為一種基本單位的理念型，可以延伸出社會關係、正當性、組織、權力的各種理念型。

　　以個體的行動為其關懷的出發點，作為一個社會學的「科學家」，韋伯並沒有捨棄人身為主體的價值與可能，行動者在社會中並非只是一種功能性的元素，而是保有其身為人的主觀意義與價值。雖然這份意義與價值無可迴避地受到社會建構的操縱，但是個人存在價值的確立以及這個世界改變的可能，仍然是可欲的。

Nobert Elias《什麼是社會學？》：導論、第一章、第二章

　　以一個基本、必要且重大的問題：「什麼是社會學？」作為提問，Elias以其獨特的論述作為切入點，試圖闡釋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使其可以自我確立的特質，以及使其成為必要的關懷與責任何在。Elias擺脫了僵化的名詞，而改以一種流動的社會關聯為切入點，以理解現代社會生活和現代人們理解世界的方式。同時反思在現代社會的理性世界觀中，科學作為一種抽象的思考模式、邏輯辯證，如何解構了前期社會並建構現代社會。而社會學作為一種科學學門，又該抱著怎樣的眼光與關懷，好讓人們的知識領域、世界的完整圖像，更具包容性以及可能。

　　從導論到第一章、第二章，Elias很直接地進入許多抽象的哲學問題，而且這是一整套有脈絡的闡述。

　　我們絕對無法說這是一段愉快的過程：當我們試圖理解人類—社會這個面向的相互交織關聯時。首先，我們必然得面對一種理所當然被打破時的惶然若失；最後，我們可能得正視在整個世界的功能性關聯中，我們看不見一個清晰的意圖以及終極的目標。然而，如同Elias所說，如此的「意義掏空」提供的卻是一種「堅實的理解」，也許那避免了「意義掏空」之間的重複過渡，以及人群的自我放逐。

　　Elias從孔德的基本命題：一種觀察與理論互相交織的實證科學，為我們開啟了這一串脈絡的原點。而也是這個命題，使得社會學得以從思辨類型的哲學中分裂出來。接著，透過對象領域的本質區別，使社會學奠定了別於物理學、生物學的自主性。若是我們依循著孔德的分類，並將其視為一種世界的圖像：生物的、物理的、社會的，也就是有機的、無機的、社會的，而我們目前所認識的世界，也就是從這三個面向彼此交織而成的。這是一個得以利用來辨識世界的框架。

　　在這個框架之中，依著時間的序列，孔德又為我們進行了一種認知過程的分類：神學的、形上學的、實證的。這是一種不可分割的過程，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前科學的與科學的認識形式彼此間是個連續的演變，而非兩種結論的互相拒斥。如此我們便可以理解，人們以其時代所有的知識存量，不斷建立模型（理論）以解釋他們所觀察（經驗）到的世界，而這不是一種觀察與理論之間絕對的先後順序關聯，是一種不斷互相積累的進程。

　　接著Elias為我們敘述了孔德的一個重要的提問，一個關於某種價值觀的疑慮：思考形式和知識的關係。在這一串神學的、形上學的、實證的認知過程中，我們現今所停駐的實證的、科學的、理性的世界觀透過一種抽象的人格化演變，建立了一種似乎可以被不斷驗證的思考邏輯，也就是這種思考邏輯使得知識的存量增加，但其思考邏輯的形式本身卻不變。一種工具的、全包性利用的思考。然而這種永恆形式及不斷變化的內容在思想上的分離並無任何實際的研究根據。也就是理性的世界觀成為了一種神學的價值，一種絕對的規範以及界說，一種絕對的世界圖像。

　　所以孔德才強調一種社會學的科學哲學的必要，因為哲學的科學哲學已經預設了一種虛構的說法，就是其任務在於確認何謂「科學的」，卻沒有正視到所謂「科學的」的本身就是一種先決、主觀的定義。而這種先決、主觀的定義，其矛盾在於：破除神學迷思的前提在於確立自然事件為一種非人格化的功能性關聯。然而在這個預設底下，我們並不能自我中心地確認在這些非人格化的存在中，人類群體是唯一的人格意識存在。但是若不如此否認這些人格化的意識使其成為盲目、無目的，則不能找出一套理性世界觀所企圖發現的通則，而沒有通則，理性世界觀之下的「有意義」就不存在。這是一種意義掏空與意義建構的相互矛盾。

　　既然物理科學的邏輯辯證、實驗室中的控制變因與推理，並無法完全適用於人類複雜的社會生活（複雜的交織體），那我們就需要一種相對於物理科學的社會科學，以及一種相對於哲學科學哲學的社會學科學哲學。不然我們就無法在現今社會中，在人類自己建構的世界之中定位自己。

　　如同Elias說的：「或早或晚，我們得更明確地去檢驗，究竟哪一種定位，科學的定位還是基於先行給出的社會信念之定位，對於闡明相對來說仍然無法看透的人類社會發展，對於控制相對來說仍然未受控制的人類社會發展，才是更有效的，更有希望成功的。」

（四）

　　M時常想，漫畫店一定是留下最多人群痕跡的地方了：熱門漫畫永遠不只一套，最精彩的幾集可以有三四本以上，而劇情最大高潮的那幾面，總是有點鬆脫、剝落，甚至紙頁都顯得薄而易破。公用的漫畫書本成為了人群的交集。就在這個空間裡，人群交換了撫觸、指紋、口沫，在某幾個頁面分享著同一份情緒。而這一切錯綜、連結、痕跡、印刻的指向，都朝著某一本漫畫所構築的世界。

　　M最近看的漫畫叫做《華麗的人們》。這是一本乍看之下無法猜想其情節的漫畫，它隱密的內容恰巧配合那隱密的書櫃角落。對於這一本漫畫，我們能猜想的訊息只有：它已經完結了、很少人租閱、它絲毫不起眼。這是一本很乾淨的漫畫。上面沒有飯粒，沒有被拍死的蚊子，沒有缺頁。沒有人群的痕跡。它好像只屬於M，如果沒有M的話，我們甚至要懷疑它是否存在於漫畫店的電腦檔案裡，或者它是否真的每天靜躺在那個隱密的角落。

　　在這個空盪的暑假裡M抱著這一部漫畫，在固定的時間、位置，抱著它追趕一段已經過往終結的未來（這個未來如今已經是歷史，但它曾經也屬於未知的以後）。

　　M無法想像這段故事是否還有其他的參與者。《華麗的人們》如此孤單，也許就是這份孤單吸引了M，因為這是那麼空盪的一個暑假，這個暑假似乎在陽光與陰影之間不存在著任何物體。他們要不是飛升在刺眼的陽光中，要不是就躲藏進陰影裡。在遠望中步行的零星物體，那就只是個物體。人們都不見了。

　　這個暑假顯得寬闊且空曠，天空底下的一切都在膨脹，用自給自足的緩慢腳步，膨脹在無限遙遠的邊際裡。而M，他躲在漫畫店裡，與《華麗的人們》共生。只有在這，在被搶著翻閱的熱門漫畫前，在逐漸解體的粉紅沙發上，人群才顯得依循常模而動作。

　　M就處在這種不自覺的矛盾裡，在他自以為可辨識的他者中，用自以為可被辨識的自我軌道生活。而這兩種「可辨識」的定義，圍繞著M的認知相互拒斥反駁。那是動態的、不間歇的，但是M卻未曾察覺。

（三）

　　M在看漫畫。這家漫畫店有個自成一格的吸煙區。人們在書櫃前挑選好漫畫，然後在櫃臺前排隊結帳，再走進吸煙區。

　　吸煙區的座位是廉價的粉紅皮沙發，上面佈滿了黃褐色的菸疤與破孔。M總習慣坐在同一張沙發，小心地告誡自己不要在這只沙發椅上留下任何痕跡。每一回他走進這裡，總會觀察到沙發們受到的破壞。唯獨他坐的那張，一點也不特殊起眼的沙發，完整無缺。

　　M很少看熱門漫畫，因為他總是租不到。熱門漫畫總是太搶手、太凌亂地分散在各個客人的手裡。而且熱門漫畫一週一週連載，M不喜歡等待劇情。劇情總是從未來的時間裡接踵而來，M喜歡從已經完結的漫畫的第一集開始，用追逐的、自己可以估量計算的方式。

　　於是M總是進了漫畫店之後直接走到那個最角落的書櫃前，用一種隱密的方式，拿起他還未完成的漫畫，排隊，結帳，走進吸煙區，在他細心維護的那張沙發上坐下來。而這個流程的所有環節都不能容許任何意外。

　　可能M自己都沒有想過，他的行為無論是在意識範圍內的自發舉動，或者只是一種巧合、隨性使然，M都在為自己制定一套流程模式。那也許是一種刻意的區隔，好在人群中建立一張清晰的自我臉孔。但即使，即使這一切都只是出自於M單純而無自覺的選擇（像是掉在地上的某顆糖果平滑地滾入一道陰暗的夾縫），M仍然為他的生活畫出了一條軌跡，而這一條軌跡，使得我們眼前的M成為一個可以被預測的行動者。

　　某種程度而言，我們的確可以因此認為M是自我主宰的個體，也因此我們似乎可以在千萬人中將他辨識出來。像是我們辨識自己那樣。

（一）

　　有一種很方便的窗簾桿。不需要釘子、鑽孔，只需要旋轉設計好的桿子調整長度，就可以把桿子卡進窗框的壁緣間。但也因為是這樣的方式，所以這種窗簾桿無法遮蓋住整個窗子。他永遠都留了一點空隙，在窗框的最上面。也就是那一點點空隙，陽光總是一絲絲地透進來。

　　伸縮窗簾桿上掛了一塊以草綠色為基調的窗簾，上面印有幾朵橘色的大花，花心是深黑色。配上那一點點遮不住的空隙（而那點空隙總是隨著窗簾桿的鬆弛墜落而擴大），佈滿皺折的窗簾看起來就像一個老女人的裙子。有點寬垮、晃動、折疊又折疊，而且永遠遮蓋不住他背後的全部。

　　也許在這裡我們應該要先有一個認識。窗簾試圖遮蓋的，究竟是哪一個部分。我們可以說，在「外面」而言，窗簾遮蓋了房子這個空間的「內部」。如此，當我們身處在房子「裡」的時候，窗簾為我們遮擋了「外」頭的世界。然而，許多時候我們甚至難以界定出場域的內外之分。

　　世界如同巨大的牢籠，真正的自由與否不在於可見空間的大小，而是一種定義、一種規範，一種關於行為模式的界說。在窗簾的兩側，生活也被分割成兩種對立。而這兩種對立，無疑地是可以相互置換的。

　　L每天醒來第一眼看見的，就是這一塊尷尬的窗簾布。當他被自有其生機運作而改變大小的空隙喚醒的那一刻起。

（二）

　　從很久以前開始，L就已經相信生活如同一場舞台表演了。

　　像是在高中的時候，那時候的L開始瘋狂地迷上搖滾樂。他蒐集大量的唱片、演唱會錄影帶。他看過搖滾樂手最平凡的一個手勢所能激起最大的觀眾瘋狂。像是點一根菸，或者一個跳躍。每當他聽著唱片裡觀眾的歡呼尖叫，他就想像著每一個狂歡的臉孔中只有一個目光焦點。

　　或者是更早一點的時候開始。L的小學時代每個禮拜都有一個全校的演講時間，而他永遠是被班上推舉的那一個。那是一間很小的學校，一個年級只有一個班，而一個班不超過二十個人，所以L的聽眾永遠只有八九十個人。起初L很緊張，演講前的一整個禮拜的時間他都在背講稿，於是他表現得很好。

　　某一回L忘詞了，他開始如同第一次上台般略略發抖、手心冒汗。台下的目光聚焦在他身上，每一張臉孔都如此熟悉並且充滿了渴望和期待。他知道這樣下去不行。他編造了一個謊言，歪曲了原本演講的內容。他周身瞬間充滿了一種發冷的快感，因為他看見台下的目光依舊，除了渴望和期待之外滿是信任。他甚至感受到每一張熟悉臉孔索求的事物，那個當下唯一能滿足這些的就是他自己。那一天下台之前他覺得掌聲特別大，於是從此之後他再也不準備講稿。

　　這絕對不是一種欺瞞與騙局，而是L領略到一種關於舞台的權力，他第一次瞭解關於真實的確立乃在於一種權力的表達，而他的所作所為不過是領受舞台給予的權力，然後為台下的人們建立真實罷了。

　　從此之後L樂於任何一種舞台，甚至那成為一種責任，一種對於獲得權力的報答。L每天抱著登台的心情，掀開那一塊如同老婦裙擺的窗簾布，而那一點從空隙中透進來的光芒，就是開演的前奏。

《烙印勇士》—愚人船的圖像

　　「這就是你今後所在的世界，現實世界與幽界的界線，距離常理半步以外的夾縫中的世界。」

　　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漫畫《烙印勇士》的世界，或者上面這句台詞。像是我們看見漫畫裡分裂的身軀、破碎的頭顱、哭嚎卻滿足的被強姦的女體、享受死亡的士兵，難道我們該歸因於人對於性、攻擊、破壞的慾望嗎？如此我們只能看見一個清晰世界的背面，而無法探知其中相互依存的渾沌。

　　也許我們該這樣理解：《烙印勇士》試圖勾勒的是一個符號解離的世界，如同符號非得置於一個意義體系中才能獲致其意義，而符號的解離、自我繁衍，將引領人群走向一條迷亂狂奔的道路。但這並非只意味著固有世界的崩解與毀壞，而是符號在自我繁衍中尋找一種完整非片段的知識。也就是價值體系在解離中，欲求的是跳脫其自身框架的限制，企圖尋找更多的知識形象。　

　　「這個世界的神所無法拯救的靈魂的慟哭，打開了次元的大門。」

　　這無疑是一種追尋瘋癲的情境，透過這句話我們可以看見這個情境的起頭，也就是對於固有價值體系的不滿足。如同傅柯說的：「當有理性、有智慧的人僅僅感受到片斷的、從而越發令人氣餒的種種知識形象時，愚人則擁有完整無缺的知識領域。」當知識活動越趨終極，當路途中我們所能探求的風景一一被看盡，當世界的圖像如同傳道書第一章九節說的：「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也許我們只能回歸原點，從原點開始崩解。如同人們因為畏懼黑暗而點燈，但是當燈光底下再也尋找不到意義之後，也只能回頭凝視黑暗。

　　於是我們回往原點，也就是女人受到誘惑摘下知識善惡樹的果子開始。不，或許我們更往前一點，從亞當為自然世界的萬物命名開始。也就是從這個命名活動開始，現實世界成為了一連串的符號，而夏娃摘下的果實，為這個符號體系建立其價值意義。

　　以原點為重新的起頭，瘋癲的愚人開始瓦解這個固有的世界。然而我們不能視其為惡意的破壞，因為這樣的行動源自於誘惑。與其說蛇誘惑了女人，不如說知識誘惑了女人。這個世界如同迴圈一般，以誘惑為驅力，促使人們追尋知識並建構價值，而後繼續因著誘惑再摧毀並重新建構之。若要說其中充滿惡意，我們只能歸咎於這是神賜予人的原罪。

　　所以在《烙印勇士》中有精靈、天使、獸群，有仰望天空的人們，卻沒有神。在故事裡，異人之主被稱為「守護天使」，與獸型合而為一的異人被稱為「盲目的黑羊群」，他們沒有脫離那個不存在之神的隸屬，他們只是跨越了現世的界線到了瘋癲的彼端。他們仍然是造人之神的孩子，只是他們得到了瘋癲的知識。當守護天使在日蝕的黑洞中降臨時，風暴之外的人們凝視黑暗，精靈在旁說：「一定有很巨大的神或惡魔，正從那個黑洞窺探一切事物。」當黑洞窺探人群，人群也凝視黑暗，同時尋求一種未知的巨大力量。他們顫抖，但不是因為恐懼死亡，而是恐懼黑暗所默示的龐大的、現世所不能給予的知識。但是彼此之間，在相互窺探之間，有種風暴的阻斷。

　　「有空隙讓魔進入你的內心。」

　　於是我們不得不理解一點，未知知識除了誘惑人之外，他也帶著恐懼與阻隔。在故事裡，獲取奧秘的力量、出發往神秘汪洋需要一張船票，而這份資格的取得要透過一個交易的儀式，也就是奉獻出自己珍愛的人作為祭品。這是一種古老的禮物交換，交換的過程給予雙方一種連結，以致於能在彼此內心之中開闢一個空隙。在《烙印勇士》裡，這個空隙佔據的是全部，也就是對舊世界的完全切割，也是奉獻者的一種死亡。如此也印證了傅柯的一句話：「瘋癲就是已經到場的死亡。」

　　那我們又該如何理解乘著顛簸搖晃的愚人船、跨越了知識的汪洋、帶著神秘力量重返現世的這群人，他們所掌握的是怎樣的知識呢？例如在〈迷失的孩子之章〉裡，對未來與成人世界失望的孩子，走進霧谷中遇見守護天使，交易了他的父母成為異人。他的形象成為帶著昆蟲觸鬚、翅膀，能夠自由飛翔的怪物（在此我們可以注意，三浦建太郎筆下的怪物都是人與昆蟲、走獸的合體，也就是透過與基礎符號的怪異接合顯示其超然與扭曲）。那麼，難道我們就該理解成：他成為了脫離於現實苦難限制、輕鬆飛翔於成人世界之上的超人，於是擁有了人所羨慕而不可及的自由。

　　如果我們這樣理解，那我們仍然是站在一種現世的思維上對知識做出判準。因為這樣的理解成為了對某種現世價值（例如自由）的推崇。我們應該要理解，如此超越常理的知識，其根基在於一種全然且根本的扭曲，也就是這種扭曲使得瘋人和愚者眼中的世界與常人迥異。也就是瘋癲即為知識的本身，他不透過常人的眼光與現世的判準而定位。瘋癲的知識成就自己。

　　我們可以繼續理解下去。故事中交易了摯愛的戰友成為異人之主的古利菲斯，在現世的他充滿了人的智慧與力量。但是當他成為異人之主並再現於現實世界中的時候，他所擁有的是「絕佳的運氣」。他從不可能被發現的角度衝入敵陣、刀劍在他身邊滑過，他從未被觸摸也不可能與現世接軌，因為他掌握的是全然與這個世界相異的知識。而這個奧秘的知識無需，也不能被這個世界的知識所理解與判斷。他擁有美麗的外貌，但是除了異人之外沒有人敢直視他，因為那是一種絕對而不敢被現世所面對的扭曲。

　　讓我們看看故事中的主角凱滋。凱滋是一種曖昧的象徵，他不屬於異人（瘋人與愚者），但他也不是現世中的人，他是從瘋癲的交易儀式中逃脫的祭品，他曾經碰觸到那一塊引人發狂的誘惑世界，但是又靠著人的意志逃脫出來。凱滋成為了對現世的反叛，但是又沒有過渡到彼端的領域。凱滋維持著這樣的狀態，在那個距離常理半步之外的夾縫世界中生存，就連到了故事的後期，他穿上了魔法（彼端世界）的鎧甲，卻仍然受到鎧甲的侵蝕以致於肉身（現實世界）的毀壞。

　　凱滋處在一種半癲狂的狀態中，但不如說這是一種全然的瘋狂。當瘋癲成就自己成為一種奧秘的真理時，他所成就的是一種相異於現世的價值體系。在這個體系之外的人視其為瘋癲，但體系內的人仍然享有著體系的世界觀。所以真正的瘋癲並不存在於現世之外，唯有瘋癲成為一種世界所無法容許的疏遠與放逐時，他才成為現世中「被體現」的瘋癲。

　　終究，傅柯的《瘋癲與文明》不是一本奇幻的詩篇，而是一段現世的歷史，所以他探討的瘋人與愚者才是我們能認可的瘋癲。然而三浦建太郎的《烙印勇士》中的怪獸、異人、天使與精靈，卻已經建構了另一個世界觀，當這個世界觀被我們視為瘋癲時，他在故事中其實已經是另一套自成規則的世界，而故事中真正的瘋人只有夾縫世界中的凱滋。

　　所以，且讓我們繼續觀賞這一齣故事，同時永遠憶起一個畫面。這個畫面中有精靈與惡獸，他們飛旋於凡人的仰望之上，在那飛旋與仰望的距離之間，有一個黑衣男子，高舉著厚如鐵塊的巨劍。白羊群恨他，黑羊群與他為敵。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他踏入黑暗前微光反照的披風與陰影，那條光影灑落的交叉路口，就是我們身處的世界。

　　我們記憶的畫面在此打住，不再朝深淵探尋。不要凝視黑暗，因為你渴望他。

解釋名詞考古題

　　考試實在是很無聊的事情，我也很想寫點自己看了都開心的東西，但是我的腦細胞被殺死了。而且不得不承認的是，我就是每天都在寫這麼無聊的東西。

assimilation同化
同化為一文化傳遞的概念，指涉在相異的文化接觸時，強勢文化迫使弱勢文化改變並接受其文化元素。同化的概念帶有優越性，將弱勢文化視為需要被改造的文化，於是排斥、貶低弱勢文化，並保留強勢文化，然而同化只是文化傳遞時的一種可能的終極結果。即便強勢文化可能具有經濟力的優勢地位，但文化傳遞時弱勢文化仍然保有其自主權，對優勢文化的元素做主觀的詮釋並選擇接受或拒斥，甚至與優勢文化交互改變，也就是涵化（acculturation）。例如美洲部落的「商船信仰」，在面對科技進步的外來商船時，部落利用原生的信仰將其解釋為祖先賜予的福份和資源。在「商船信仰」中，我們可以看見具有優勢的現代商船，反而成為「被」接收的資源而成為客體，不如同化概念中的優勢文化成為改變弱勢文化的主體，同時弱勢文化仍保有其文化主體性。

Caste喀斯特系統
喀斯特系統為一種封閉的社會階層化系統。在喀斯特系統中，個人的地位是與生俱來而被先賦（ascribed）的。後代繼承了父母的社會地位，並且只能與其同階層的人通婚。在喀斯特系統中，階層難以流動，繼而鞏固了階層的穩定性，保護了上層階級的利益以及增強的下層階級的被剝削。喀斯特系統屬於較古老的社群，例如印度的種姓制度，然而到了今天只剩下少數社會仍有如此的制度，或者是存在但已經有了許多改變。近代社會中類似喀斯特系統的制度之一是種族隔離（racial segregation），像是早期美國的黑白種族隔離，或者南非曾經法律明文規定黑白人禁止通婚，都是一種喀斯特系統的表現。

collective memory集體記憶
集體記意識是一個團體、組織所共同擁有的獨特記憶。集體記憶可以將團體內的成員牽引至一份集體意識（conscience collective）中，並切割出相對於外群體的內群體確立感，最後增強成員的社會與政治認同，建構出一種生命共同體的感受。然而集體記憶建構的過程其實牽涉了一連串的記憶以及失憶。一方面集體記憶所增強的團體認同可能鞏固團體中利益階層的地位，另一方面，集體記憶的形成勢必牽涉到對於某些事件的認知，然而理認知的過程可能因著團體成員的價值認同而有先決的放大或者忽略。例如台灣早年的二二八事件，可能就為某些本省人建構了一種受難的圖像，繼而產生本省人的內裡團結或者對外省人的外部排斥。但是當初參與事件發生的外省人可能確有全然不同於本省人的感受。或者時至今日，某些政治人物為了獲取地位而利用、召喚、扭曲曾有的事件，也是為了得到擁有這份集體記憶的群體的共鳴和認同。

deskilling去技術化
資本主義中的工廠模式或者官僚體制中，為了節省工作流程的成本以及增加效率，於是將工作切割為細部的操作並發派給工作人員。例如福特主義的生產模式中，生產線（the assembling line）將一個產品的完成分割成許多零件的分工裝配，生產線上的一個位置可能只需要把兩個零件拼裝在一起就交給下個人員。工作變得瑣碎、單調、標準，對於工作人員的要求不再是完整能力的評估，反而是越低廉簡單的人力越好。於是原本複雜的工作在細密分工中只需要單調操作而不需要技術。去技術化的好處在於因為簡單操作不需要長久的訓練只需要簡單的人力，所以降低了整體的成本，並且人力容易替換、效率高、減少出錯的機率。然而工人在去技術化的勞動中成為了簡單運作的零件，純粹的勞力而不用勞心，可能讓工人在工作中無法感受到自我實現的滿足感

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
社會學的各個理論學派都會探討日常生活，只是其探討的面向各有不同。但無論是哪一個理論的角度，關於日常生活，社會學的觀點都有一個共通的眼光，也就是如同Allen G. Johnson說的：「我們永遠要記得，我們隨時隨地都處在一個更大的體系中。」所謂更大的體系，可能指涉著一個我們間接參與的制度運作，或者是一套隱而不顯的規範。Goffman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中，將人群的日常生活互動視為一種舞台表演。個人的內心世界分為舞台的前臺、後臺，兩者之間如同被舞台上的布縵分割開來，後臺的思想、舉止在前臺中都不能顯現。不能顯現的原因在於，前臺上的表演者與台下的觀眾間彼此存在一種類似默契的規範，而這個規範決定了我們生活的準則。馬克思或者衝突論者的眼中，日常生活可能是一場無止盡的階級鬥爭，彼此間為了獲取資源而相互制約與反抗。功能論者眼中的日常生活，可能是如同涂爾幹的有機聯帶一般，每個人如同生物器官般各安其職，好讓社會整體正常運作。無論是哪一個論調，總牽涉到了人類個體與整體間的交互作用。「林並非只是樹的總和。」個體集合創造整體，整體又制約個體，若我們無法理解那一個超出我們個人的更大的體系，我們就無法理解日常生活的運作。

hidden curriculum隱藏課程
隱藏課程指涉在各種學校或非學校中，那些隱而不見的規範傳輸。例如在學校中，除了教導各種課本上的知識外，課桌椅的擺設、師生的互動、同儕相處的規則，都是一種隱藏課程。社會學家使用隱藏課程的概念，指出學校並不全然是促進階級流動的機制，反而可能是穩固階級的控制機制。Bourdieu就認為，學校體制教導的價值都屬於上層階級的價值與慣習。例如講話要溫文儒雅、舉手發言、坐姿端正，這些都是上層階級認可的儀態（hexis）與內在價值（ethos）。在這些隱藏課程的傳授以及評等中，就複製了宰制階級對被宰制階級的控制，因為評定的標準在於宰制階級的慣習（habitus），然而評定的結果決定了文憑以及往後的出路。

labeling theory標籤理論
H. Becker提出的理論，用以解釋偏差行為的產生。標籤理論指出，某個人第一次違反社會規範時，其內心未必理解或察覺自己的偏差行為，也就是初級偏差（primary deviation）。然而當偏差行為引起社會反應，並將其認定為偏差者或犯罪者，此後偏差者順應社會觀感而改變對自我的印象，也認定自己是偏差者，於是開始從事偏差行為，就是次級偏差（secondary deviation）。標籤理論指出偏差的認定是一種社會關係，也就是標籤者（輿論、法律）與被標籤者（犯罪者）之間的關係。若是某種行為沒有被社會建構為偏差行為的話，則從事該行為的人也不會被貼上偏差的標籤。然而在被貼標籤的過程中，被標籤者會順應標籤所預示的意義，然後自我認定至終成為標籤所預言的人，也就是預言的自我實現。例如一個偷竊的年幼孩童，他並未認知到自己的行為已經違反了社會規範。然而在他被發現之後，可能就被視為說謊、偷竊、不誠實的孩子，而這些判斷成為了他在別人中的形象甚至他自我的行為準則，另一方面他可能在這個標籤之下為了尋求認同感而認識更多被視為偏差的孩子，並在群體中習得更多的偏差行為，最後成為完全的偏差犯罪者。

legal/rational legitimacy法理正當性
為韋伯提出的概念。韋伯定義中的支配（herrschaft）為：一個行動者服從於一項他人所制訂特殊命令的權力行使狀況，而支配奠基於其服從者對其所以服從之正當性的信仰。韋伯區分出三種支配所奠基於的正當性：傳統正當性、卡理斯瑪正當性、法理正當性。法理正當性的基礎在於，握有權力者透過某種眾所認可的制度取得其地位，也就是說在法理正當性中掌控權力者與其服從者都服從於一套法則。所以在法理正當性的支配制度中，不僅只是服從者得服從於其權力，或者更該說服從者服從這整個制度，同樣的，支配者的權力範圍也都受到這個制度的限制，所以當支配者超越了這個制度的標準時，其下的人也不再需要服從於他，因為真正的支配者或者說最高位的支配者是制度。像是美國的水門事件，尼克森當選總統，最後卻因為被發現選舉過程中他的團隊竊聽對方團隊的計畫，最後下台。尼克森雖然取得了總統地位的支配權力，但是因為他處犯了法律制度而下台，因為這個支配地位奠基於法理正當性，所有的人都得服從其制度之下。

medicalization醫療化
醫療化的概念，一方面以健康與疾病的角度，界定人類的身心行為與狀態，另一方面為了達到社會規範的目的，對人的行為與狀態用醫療的角度加以控制，企圖減低違反社會規範者與他人的困擾。醫療以理性的世界觀為基礎，試圖以科學的角度判定何為健康與疾病、正常與反常。然而理性與非理性之間並非永恆的分裂，如同傅柯所認為的，在瘋癲與文明間充斥著哲學的、歷史的、社會的交互作用。現代科學的確可以相當程度地驗證某些病症，像是細菌感染、器官病變、身體機能，然而在此之外，卻也充滿社會建構的價值判準。例如吸菸、嗑藥者被視為破壞社會運作的負面人物，或者精神狀態也被化約至某種健康與疾病的判斷標準，像是如今的精神異常者被視為無法適應生活的邊緣人，但在以往卻被視為崇高的祭司或靈媒，如此可見醫療雖有其客觀的科學驗證基礎，卻有更多主觀的社會建構。以衝突論的角度而言這無疑是一種未必符合正義的社會控制手段，然而以功能論的角度來說，醫療的確也提供了安撫疾病者、保護健康者的功能。

modernity現代性
我們今天指稱的現代性，可能涉及了諸多專有名詞，例如：理性化、除魅化、官僚制、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從歷史的角度追溯，粗略來講從歐洲的活版印刷開始，後來陸續發生的地理大發現、工業化、城市化、資本主義興起、民族國家出現、社會主義革命，乃至於今天我們所認識的現代社會。這都是以我們今天的角度而言。然而在理解現代性的時候，我們不得不留意一點，就是今天我們所謂的現代性，在未來的一個世紀後可能只是過往的傳統，同樣的，已過我們理解的傳統社會，在那個當下或者更早一點的時間，也是屬於那個世代的現代性。也就是，現代性是一個流動的社會認知。另外，現代性牽涉的不只是我們所處社會的觀感，更牽涉到一個大體系所預設的價值判斷。在社會學科中，現代性大致上是位於歐美世界的價值判斷之下，若是置於一個全然不同的體系中，現代性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所以，現代性除了是一個流動的社會認知之外，更重要的是，現代性並非一種進化的必然模式，現代性不是一條早被默示的人類進程，而只是某種可能的推演。

nationalism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結果。民族（nation）指涉的是在一個特定的疆域內，一群人因著語言與文化的連帶，形成一個具有認同感的群體。國家機器（the state）指的是在這個特定疆域內，唯一可以執行合法暴利的具統治權威的組織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當這一群被劃分為某個民族的群體，認為該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機器與政治主權時，則形成民族主義。所以民族主義不只涉及了社會建構的認同感，也涉及了一個社會制度的建立。認同感的被建構時常立基於共同的祖先、文化、語言、符號系統，許多時候其間摻雜了無法理性追溯的過去。所以稱為「被建構」，就是因為群體中的成員選擇相信了建構出而不一定可考的相同元素。民族主義的創造，建立了群體成員生死與共的感覺，所以在國家和社會受到外力威脅的時候民族主義的效用可以被增強，使得群體成員能夠一起抵禦外敵。例如戰後遷台的國民黨政府，就極力塑造中國認同，就是一種宣揚民族主義好凝聚內部團結的方式。

professionalization專業化
專業化一面指向組織制度中的工作位置分配，另一面指向這個位置上的人成為一種專業角色（professional role）。如同韋伯的科層制（bureaucracy）理念型指出的，科層制中分工精細且唯才適用。所以專業化的過程中工作崗位對工作能力的要求越趨精密、單一、標準化，而工作者也為了適應而產生改變成為專業角色。在專業化的工作中，為工作人員建立組織行會、證照制度、明確的升等規則、以及自成一個知識體系的訓練機構，以培養勝任該工作的專業角色，例如醫生、律師。

racism種族主義
種族主義是一種不平等的的制度或意識型態，其假定人類因血統、基因有上下階層的劃分，而不同的人種其實在一條同樣的進化路程上，所以因著這樣的差距，上階層（進化較「完全」）的人種有「義務」去改造、管理或者隔離下階層的人種，而下階層的人種所受的待遇也是合理的。種族主義時常成為殖民活動的基礎，種族主義的意識型態為殖民者的統治、侵略行為以及被殖民者所受的剝削，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釋並維護不平等的階層狀態。例如地理大發現後，歐洲白人對美洲部落的殖民統治，或者至今仍然存在的白人對黑人的歧視，都是種族主義的表現。

reproduction再生產
再生產是一個普遍甚至泛用的字眼。在馬克思的概念中，再生產指的是工廠中產品的製造需要勞動力的消耗，而消耗的勞動力需要透過工人的休息來補回，也就是工人利用賺取的錢在市場中消費，購買了可以在家庭中補回勞動力的資源，例如家具、食物、生活用品，這就是家庭之為勞動力再生產的單位。然而這些使勞動力得以再生產的家務勞動多半屬於女性，所以馬克思的觀點受到女性主義的批判，因為女性的工作被馬克思視為一種服從於男性勞動的再生產，而非一種自主的生產。在Bourdieu的概念中，學校被視為一種社會再生產的體制。學校非但沒有成為階級流動的助因，反而透過教導傳輸宰制階級的慣習，而否定了下層階級晉升上層階級的可能。於是階級慣習在學校體制中被再生產、複製，最後穩固了階級的分化。或者媒體傳輸的意識型態與價值判斷，透過一再地傳導與被接收，最後成為一種社會價值、文化的再生產機制。

resocialization再社會化
社會化指的是人習得社會規範與內化社會價值的過程，而再社會化就是已經社會化的人，因為要融入新的團體，或者脫離了原有的社會規範而受到矯正，於是進行再一次的社會化。再社會化也許透過日常生活，或者透過某些機制。例如移民者為了融入新社會，也許只透過多與他人交流，但也可能進入專為移民者設立的組織團體。或者是吸毒者被送進毒品管制所，接受管制所的生活作息，一面重新習得社會所接受的規範（不吸毒、努力工作）進行再社會化，另一面在管制所中生活所需要的常規（違禁品管理、作息時間安排）也是一種再社會化。

sexual harassment性騷擾
性騷擾指的是與性（sexuality）有關，令人不舒服或感覺受到侵犯的言語或行為。性騷擾牽涉到了社會中的男女不平等，因為同樣帶有性騷擾意味的舉動，對象是女性的時候可能構成騷擾，但對象為男性的時候卻很可能不是。男性面對性騷擾意味的舉動可能視之為一種挑逗而令人愉悅的感覺，甚至同時認為做出這種舉動的女性輕率不檢點、「出賣」身體好換取利益。所以對於性騷擾認知的心理活動，牽涉了這個社會對男女性別的差異認知，也就是女性被視為柔弱而被侵犯的一方，而男性就是充滿攻擊性的掠奪者。同樣透露性意味的舉止時，好像男性為買方、女性為賣方；男性企圖佔有、女性出賣肉體。即便男女雙方都可能覺得被侵犯，但感受到被侵犯之後對對方的理解可能完全相反。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現實的社會建構
任何的經驗現象我們都不能不從兩個角度理解，一個即為現象本身的客觀呈現，另一個角度就是現象之所以如此呈現的主觀源由。準此，我們就可以理解一個經驗現象的發生，許多時候未必是科學理性驗證的必然結果。如果以這兩個向度劃分的話，也許可以在實驗室中控制其變因的物理、化學現象才屬於必然的真實。至於各種社會制度的產生、價值觀的確立，其建立無疑地充滿許多社會建構的主觀因素。然而即便是最純粹的科學驗證，或者所有眾所認可的常理，若不透過社會互動都無法存在與維持，也就是一切的知識以及現象，其背後都有一套社會建構的價值體系的預設。例如地圓說曾經被拒斥為一種荒謬的思想，而那時候人類關於世界的真實想像，在今日看來也是一種可笑的誤解。只是若非透過社會互動的訊息傳達，我們仍然無法得知地球是圓或方，然而「一個訊息的傳達」就已經表示了這也是一種社會性的互動，其間牽涉了訊息流動以及人群的交互辯證最後達成共識。所以世界與真實的面貌屬於人類整體與個體間的交互創造，也就是各種經驗現象的理解，都屬於一個我們腦中社會建構的想像圖像所先決預示的，否則我們能理解的現象只限於我們的感官能實際接觸的而已。

social stratification社會階層化
社會階層化是指社會中存在著的穩定結構，不同的階層分享著不同的社會資源，也就是社會階層是一個不平等的結構，因為資源分配的不均等。社會學家試圖理解並劃分資本以區別出階層的差異。韋伯將資源分成財富、聲望、權力；馬克思視經濟資源為唯一的驅力，馬克思稱為階級（class）的分化，而同一個階級就是共享一種生產關係的一群人，所以掌握生產工具的為資本階級，為其工作的為勞動階級；Bourdieu將馬克思的資本作更細緻的劃分，分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象徵性資本，認為階級的劃分不全然決定於生產關係，而是一種以資本總量與資本分類兩個向度架構出的平面圖形。無論是哪一種劃分，都展示了社會階層差異的存在以及不平等。衝突論者將社會階層的差異視為需要被改變的制度，因為不平等的資源分配限制了人可能的自我發展，不只影響了不同階層的人享有不同的物質生活水準，更可能剝削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抽象價值，而整個階層化的制度就是在為宰制階級服務，穩固其宰制地位。功能論者將社會階層視為一種穩固社會的力量，而且這樣的劃分是有其合理性的，例如專業人士的工作因為有其獨特性、難以取代性，所以理所當然得到較高的報酬。但是在衝突論者的觀感中，這同樣是某些群體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所建構的制度。社會階層一直是社會學中不斷被關注、探討的議題，因為各個領域中都有其階層分化。性別中也存在著階層差異，在職場或家庭中，女性時常屬於較低的階層而受到男性的剝削。或者族群間也有階層差異，例如白人對黑人的剝削。在全球化的經濟、文化連結下，國家與國家間也被納入了階層體系中，像是核心國家對邊陲國家的剝削。

welfare state福利國家
福利國家是指國家機器透過制度的建立，保障個人的最低所得、住宅、健康、教育。福利國家的運作涉及了兩個部分，一方面福利國家提供服務給人民，另一方面藉著對私人以及團體的干涉，進行社會重分配，進而改變人的生活條件。福利國家基本上就是為了保證人民的生活水平，其運作勢必使得國家機器進入干預自由市場，最後可能導致增加國家機器的負擔。例如保障工作的最低收入使得工資平均升高，於是產業為了尋找低工資而外移，最後經濟低度成長、通貨膨脹、失業率升高，惡性循環地增加了國家機器的負擔，最後國家機器效率低落，政府財政赤字，經濟更為蕭條。然而若是國家機器退出市場，好讓市場自由運作取得最高效率，又可能使得貧富差距加大，許多人的生活水準低於基礎的生活必須。所以福利國家的制度設定以及運作處於一種兩相困難的狀態。

社會學訪談報告：中研院副研究員陳志柔專訪

　　這是一場受訪者問題多過訪問者的訪談。由於我是一個人進行訪談的，過程中陳志柔教授對我的生活、習慣、家庭、態度有許多問號。教授的態度輕鬆自在，並且為我個人做了許多求學路程的建議。一個半小時的對話，陳志柔教授與我類似長輩與晚輩的聊天而非正式的訪談，所以在這份報告中，我試圖用白描的方式，把整場訪談中，可以對所有同學們而非只是對我個人比較有意義的部分連貫起來。

多看英文，多看書，多接觸生活

　　開頭的時候 陳志柔 教授問我平常看不看小說，接著問我自己寫不寫小說，或者問我平常有什麼興趣。我跟他說我喜歡米蘭‧昆德拉、聽搖滾樂，也曾經自己寫過點小說。

　　 陳志柔 教授說喜歡看小說就多看、愛聽音樂就多聽，要多念英文，英文是必要的工具。一個研究者的興趣，或者說關懷，其建立許多時候來自於過往生活的經驗與慣習。如果把個人的經驗世界看做有限的孤島，那書本、電影、音樂，都是連結到其他個人經驗世界的方式。而研究議題的關懷，就在個人經驗的逐漸擴充中增長。

興趣在哪？

　　延續著這樣的對話， 陳志柔 教授問我接觸社會學到今天，整個社會學領域中比較有興趣的部分在哪。然而這對我來說是個很難回答的題目。

　　剛開始念社會學的時候，應該是讀Bauman的〈社會學動動腦〉，在裡面看到了Bauman引用Goffman的劇場理論。Goffman把流質而模糊的人類活動化約在框架之中，這對我來說是很有趣的一個論述。後來又讀了一點文章，像是吉爾茲的〈巴里島鬥雞賽之為戲劇活動〉，或者羅蘭巴特的〈摔角的世界〉，於是符號互動論或者社會心理學「似乎」成為我關注的興趣。

　　一直到後來讀了 藍佩嘉 教授的〈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 藍佩嘉 教授引用Goffman的劇場理論描繪菲律賓家務移工多層次的前台後台的心境矛盾。在看過這篇文章之前，劇場理論給我的印象就是純粹的有趣，然而在看過 藍佩嘉 教授的文章之後，劇場理論與經驗世界結合出的樣貌卻只有一種深刻的辛酸。

　　我跟 陳志柔 教授講了這些，大致上我要告訴他的是：「因為在理論與經驗現象間存在這種不確定性，所以還只是在校園內抱著書本念過一點社會學的我，無法回答社會學領域中我真正的興趣在哪。」如此的回答引導我們的對話進入下一段。

理論與經驗現象

　　我跟 陳志柔 教授說，偶爾在網路上看一些社會學出身的學長姐的文章，或者聽一些老師在台上講的話，他們可能會說「我們是做理論的」。也看過一些學長姐的論文，大致上他們選擇了用某種理論去解釋一個經驗現象，然而論文的終點可能我只得到一個結論：「這個經驗現象我們可以用某某理論來解釋」，如此而已。 陳志柔 教授的回答很簡短，他說理論提供我們的是一個窗口，然而真正的理解還是在經驗之中，也就是理論可以提供理解經驗現象的機會，卻不是挪用經驗現象去驗證理論。

田野的衝擊

　　於是我問了 陳志柔 教授：「教授您在學校裡待了七八年的時間，過程中一定也參與過一些研究，但是在博士班畢業之後您去了閩南蘇南做田野。第一次開始自己的田野調查，請問您有什麼樣的衝擊？」教授說衝擊是不多的，只是面對不同的生活文化你要處理很多事情。他說每個人的經歷不同，的確有些人在研究的時候，會得到如同內在召喚一般的靈感，然後找到切入研究的方向，只是無論如何，這些神奇的預示終究都來自於研究者過去所累積的生活經驗以及知識存量。

走入田野

　　 陳志柔 教授反問我：「你是基督徒嘛，如果今天要你做一個研究，去大陸研究當地基督徒的傳教與擴展，你有興趣嗎？」我簡略地說好像滿好玩的。教授繼續說：「如果你親身進入這個研究，那也未必你就做得完。只是，例如基督教在大陸地區的勢力擴展，他是一個現象，而且這個現象也有其敏感度，他未必反共，但是必然牽涉到地方組織與政府的緊張關係，而且這個現象在往後應該只會擴增不會減少，而且在這個現象中的確有他敏感有趣的地方。」

　　 陳志柔 教授對我的反問中，我最留意的是他說的「也未必做得完」。 陳志柔 教授在閩南地區做關於農村財產權制度變遷的研究，而他的問題意識是在進入田野之後才開始成形的。像是他在閩南農村的私營企業家開著自己買的TOYOTA，在蘇南看到的是村辦企業廠長坐著集體配發的、有司機駕駛的VOLKSWAGEN。如此他才開始好奇在這兩個地方，其間地方性的非正式制度如何與官方的正式制度互相牽扯出不一樣的經濟型態。然而這樣的觀察與體悟是在走入田野之後才開始的，也許理論與經驗之間的距離就在踏入田野的瞬間開始消減，在那之前，我們很可能無法預設一個研究的進程甚至終點。

社會學的意義

　　訪談的過程中， 陳志柔 教授對我提出的問題遠多於我的提問，在一個半小時談話的最後，我提出了唯一一個正式的提問：「對教授來說社會學的意義是什麼？」 陳志柔 教授回答：「社會學知識對於研究者的意義是一份很個人的詮釋。」

　　剛接觸社會學的時候，「社會學能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學習社會學有什麼作用於社會中的實質意義？」一直是我心裡的問號。在知識論述與實踐當中，究竟有怎樣的隔閡距離？如果社會學只存在於象牙塔中的自我對話，那學術工作，以及學習並參與這份知識體系的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將自我定位於社會之中？

　　如果說社會主義的革命是知識參與社會變遷最劇烈的例證之一，那在今日一片「社會主義滅亡」的說法中，也許我該把這樣的問題，如同 陳志柔 教授說的，將其轉化成一種私密而主觀的詮釋意義。於是乎，社會學的意義成為諸神並競的價值，停留在參與這個知識體系的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而我為自己解答「社會學有什麼意義？」的過程，就成為了如同蒐集物品一般，不斷竊取這個體系中，存在於每一個人心中的那一份自我解答。如此我才能理解，在這些眾說紛紜的答案中，我的答案是什麼。

　　 陳志柔 教授笑著臉繼續說：「做學術並沒有比較高尚，在普遍功利的台灣社會中，恐怕也沒有比賺錢更高尚的了。做學術也不過就是一群人規劃了一些制度，聚在一起做一些事情，然後彼此很開心。」當然，這樣的回答我們可以單純地理解成「學術工作是我的興趣」。然而， 陳志柔 教授的學生時代積極參與學術運動，博士論文的田野研究中親身踏入蘇南與閩南的農村，我們甚至可以說 陳志柔 教授不只是個學術研究者，更曾經是一個社會運動工作者，難道他不曾抱持著比「開心有趣」更多的對於社會發展的關懷嗎？

反身社會學

　　 陳志柔 教授的回答透露出Bourdieu的影子：把社會構想為遊戲。遊戲要求參與者全心全意、天真無邪地投入遊戲，並依照遊戲規則運用自己手中的籌碼，換取更多資源和更高的階層。社會制度不只是遊戲規則，更是確保遊戲規則合理性的工具。然而一旦遊戲參與者跳脫規則開始檢視規則合理、武斷與否，就會使得參與者不再能不假思索地進行遊戲，最後導致遊戲可能無法進行，也就是社會生活無法照著常規運作。

　　照著Bourdieu所說：「每個人都希望成為他的敵人的社會家。」社會學家透過知識論述的力量來取得權力，而成為行使權力的主體，並強加界限與規範在客體之上。理解社會學家一面跳脫社會範疇，另一面又身處在現實社會中，進而反思社會學家透過知識論述對研究對象「社會世界」的支配，也許我該理 解陳志柔 教授的一派輕鬆，其實是身為一個社會學家、社會工作者，一種反身性的思考與謙卑的內省。

沒有一種書寫該被遺忘

　　下午在藍石頭，思量著該如何回信給《時間雜字》的投稿人。幾篇小小的文章，點滴地投射出這些寫字人的氣味。

　　時常我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文字之於寫字人有種不可切割的私密感？」如此的感覺與馬克思的異化迥異，文字非但沒有與寫字人自身疏離，而且是完全的生命的延伸。有時候我想，這其間的關連也許如同涂爾幹對於「神聖事物」的想像，如同圖騰與圖騰之抽象表徵，其間緊密的連結並且使之相互成為神聖。

　　或者有時候我反思這個問題：「文字之於寫字人真的那般密合且不可分割嗎？」讓我們看看許多量產的專欄文章、通俗的連載故事、言情小說，不難看見在現代社會中文字也有其資本主義式的演化，而在那些量產文章與其下筆人之間的異化似乎可以想像，更不用說異化後的文章回頭宰制其作者的現象之可能性了。

　　那為什麼我會有第一個提問呢？或許我可以說第一個提問只停留在我自身的經驗世界之中—我身邊圍繞著許多以文字作為其生命出口與延續的人，而如此的書寫方式，應該要屬現代社會前的傳統社會生產模式—人在生產過程中完成他的生命歷程，就像一張桌子是工匠的心血點滴、農夫插下的秧苗是他的孩子，任何生產品在生產者的勞動與完全掌握中都成為了藝術品，其中充滿了生命的自我完成與實現的神聖感。

　　想到這裡我回頭再看刊物徵到的稿件，才發現關於我們這些寫字人，其實共享著一份神聖的集體意識—對於文字的崇拜與敬虔。在這份集體意識之下，任何文字都成為共同體中無法切割的一部份。我不敢說對於文字共享這份神聖想像的我們，是否正如同涂爾幹說的一般成為一份機械連帶的共同體，以致於無法切割共同體中的某一塊。只是不可否認的，切割一份稿子可能就正在否定寫稿人對於自身的認同。當然，前提是如果我們都如同傳統社會的生產方式一般，在生產品中尋求自我生命的實現與完成。

　　那難道問題就演變成：「有多少人在寫字的過程中是完全的自我投射？」而我該照著這個提問的判準去決斷哪份稿件的取捨嗎？其實當我面對眼前的稿件時，這是一個無法得到答案的提問。

　　我想起上禮拜在藍石頭跟桃聊天，隔了兩天她送了我一本書，陳玠安的《在，我的秘密之地》。拿到書的那天晚上我同樣在藍石頭，跟阿斐（一同等著遲到的傢伙）。我問阿斐看過這本書沒有，映象中她給我的答案是「有買書但是沒看完」。阿斐說裡面有太多她沒聽過的音樂，看不下去。我問她有沒有看過馬世芳的《地下鄉愁藍調》，她說沒有。我跟她說沒聽過裡面寫的音樂也可以看，很熱血。

　　這兩本書裡面似乎都累積了那麼多我們未曾經歷的音樂或者什麼，翻閱書本時也許我們正在印證自身經驗世界的貧乏。

　　或者我可以說：「如此充斥經驗與資訊累積的書寫方式其實與異化無異，因為在文字中他們摻雜了太多，他們如同使用工具一般透過各種『外部資訊』來成就他們的文章，過程中漏失了太多自我的掌握與認同，根本是一種文字的自我異化。」這樣說是全無立場的，因為如此推至極端的話我們或許只能相信孤離的個人才是真正的自我展現。事實上，那些所謂的「外部資訊」已經內化成為他們的一部份，他們透過內化的再現完成了屬於其生命延伸的篇章。

　　那經驗世界與外部資訊貧乏的我們呢？也許我們感到貧乏揪起的無力感，我們為此覺得軟弱、孤離、與世隔絕。只是當我們寫起字來，我們也能再現一種個人生命的展示，而我們絕對不應該被遺忘。

　　我回頭再看那些稿件，開始寫起回覆的信，我發現我想要告訴他們的只有一句話：「沒有一種書寫該被遺忘。」

天使熱愛的生活

　　起先我不會彈菸頭，每每看著戴哥用他厚實的食指把燃燒的菸頭彈斷，看在眼裡我都覺得好像很燙。剛剛我在阿姨家的院子裡抽菸，懶得走遠把菸蒂丟到垃圾桶裡，於是伸指幾下把菸頭彈掉，然後帶著乾淨的菸屁股進屋。

　　我還是時常想起你們。起初我回溯你們的每個表情、動作、口頭禪和習慣動作。後來我只憶起一些片段的畫面與事件，或者某幾句話。最後我記得你們的名字，還有模糊的輪廓。那都只是清醒時分。每當深夜降臨，夢回過往，你們就清晰地活了過來，好像起身動工挖掘我的記憶。

　　起先跟朋友說我和那邊鬧翻了，朋友說：「怎麼會呢！看你網誌都看不出來。」我跟他說不然呢？要我在這抽噎地說自己有多難過嗎？

　　那段時間我看昆德拉，在裡面尋找點滴的冷眼好讓自己舒服點，後來看Bauman，看他把現世模糊而流質的人群互動化約在框架之中。昆德拉寫著人群的可笑。Bauman寫內群的自我確立奠基於相對的外群（或者對外群的切割）上，寫流動的陌生人以及內群中的異己。彭昉那段時間跟我聊獵殺女巫。無論是用哪種角度，總之，一切都在告訴我一件事實：我正脫離群體生活而獨居。

　　我是一個回到獨居生活的傢伙，回往過去成長路途中的荒野風景。而今的我並沒有在向你們對話或者告解，我只是強迫症般地跟自己說點話，好自我滿足或者自我感覺良好一些。

　　Goffman告訴我們，關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人處於前台與後台的矛盾，但是重點在於，無論是前台表演所追求的形象建立或者印象管理，或者平時前台不見而後台流露的內裡自我，其間並沒有所謂「真實」與否的衝突，而是真實的本身不可化一以及真實的不可限及不可探盡。所以，首先，我得說：我們對於彼此的了解不該建立在尋求真相的層面（或者說了解的深度），而是該著眼於了解多個面向的人格展現（也就是廣度）。於是接著，我想說的是：我們總容易陷入價值的主觀且單面的判斷，而失去了對廣泛的因果關係的認識，而且，我們是否下意識地無法接受人的多面性及其形構的原因，我們是否朝夕相處但其實都只停留在對他人片面的自我解釋中（因為我們容易把人的多面直譯為其八面玲瓏與不誠實）。

　　接著，資本導向的階級化分。Bourdieu在討論資本的時候將其分類成幾種：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還有因著場域的不同，而能成為強而有力的依據的象徵性資本。在這裡，也許我們可以把文化資本（對文化、藝術等事物的掌握）混合社會資本（奠基於人際關係的處理和自我的印象管理）視為最主要的象徵性資本來源，而資本最主要的影響之一就是建構出其資本排序下的階級差異。

　　我們可以說如此和諧單純的大家庭沒有階級差異及排序嗎？是否我們得不時地提醒大家和自己：這是遠離大環境的複雜而成就的烏托邦。

　　曾經阿南姐說：「我這個人就是很難社會化吧。」我在旁邊跟著講說好段時間我的MSN暱稱都是「絕不社會化」，那時候戴哥對著我說：說到做到。然而我們真的能成為獨立於社會之外的完全的「孤離的個人」嗎？很抱歉，當我們在二樓打起電腦寫起文章，或者我們在吧台外面天南地北，或者阿瑞與戴哥逛著A&F的網站，或者，當我們在吧台裡面一起忙碌和學煮咖啡的時候，我們就成為一個援引外部社會法則的小社會。或者說：當我們抱著書本、咖啡、菸在二樓享受海景的時候，我們就正在享受一種標準的西方中產階級菁英主義價值優越感。

　　我們仍牢牢地在現代社會的牢籠中，社會化於我們是頂多不去承認但其實發生的必然，而階級排序也是社會化後的自然結果之一。

　　如果階級排序為必然，那是否這個必然有其邪惡與不善良的本質呢？我不敢這麼說，「不敢這麼說」意味的是我不覺得其存在著任何善良或者非善良的性質，但我也不得不承認階級排序之下，對於他人與自我的感受，必然受到此排序的影響（排序位置高就很爽，反之就不太爽）。

　　然而，如果世界上真的有烏托邦，或者我們都希望這裡是我們的烏托邦，那也許我們也得在這裡消滅階級的差異。階級的差異如何消滅，在這個經濟資本並非階級排序之主要依據的場域，我們總不可能去平均分配象徵性資本中的文化與社會資本吧，於是我們也許有一個辦法：透過理解好讓資本的差異得到包容與諒解。而如前所述，理解需要一個多面向與高廣度的方向，而非好壞善惡的二元化分，或者單面向定位的深淺認識。也許一個寬廣的認識，可以為我們帶來不同的相處，像是，我們能夠不再認定小賀講話都好誇張、阿瑞沒有文化資本、曉昀很任性腳又臭（真的很臭啊）、凱特陰晴不定、彭昱傲慢又橫刀奪愛，或者其他更具攻擊性和批判性的認定。

　　一個離開你們已經快要半年的人說這麼些話很可能是不恰當且有失公允的，但是，就當作我只不過在對自己夢境裡的幽靈們說話吧。而我最後要說的是：我總相信，我們之所以會聚集在這裡，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屬於我們的烏托邦、我們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我們希冀的美好世界。也許，在我離開以後你們已經成就了你們的烏托邦，如此，在烏托邦之外的我由衷地為你們感到快樂。

　　一切都好，各自幸福。

祭典一場

　　下午的陽光不如昨日激烈，我在書房裡，眼睛紅腫著，眼皮和睫毛上沾黏的藥膏藥水讓我的視線略顯模糊。此時窗外遠方，傳送著車流的聲響、魚販的叫賣，還有工地破土的敲擊。

　　涂爾幹在討論分工以及集體意識的時候提出了兩種互動的頻率，一為動態密度（dynamic density），另一為道德密度（moral density）。而此兩種維度最主要的增長為視軀體密度（physical density）之增長，也就是人口數量的一般性增加而定。

　　涂爾幹視現代社會與早期社會最大的差異在於，早期社會為一強大集體意識所掌控的機械性連帶體，而集體意識最大的資源來自於宗教，至於現代社會則為一集體意識逐漸喪失（或者轉型）的有機性連帶體。而這樣的轉變就奠基於軀體密度的增加，以至於社會變大、人口變多、社會交流越趨頻繁，而分工與分化的程度就變高，最後早期社會中強而有力的宗教性集體意識逐漸轉型為個體的崇拜。

　　讓我們把眼光轉到涂爾幹在討論原始部落時所觀察的祭典儀式。祭典儀式的情境是一種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情境。當人群圍著祭壇跳舞，周圍遞送著酒與食物，中央的火炬燃起黑夜中的光源與濃煙，跳舞的男女老少汗水淋漓，手拉著手，軀體的距離逐漸拉近，皮膚在光火搖曳中摩擦。汗水、歡唱、杯酒交疊，在黑夜中的祭壇火炬前，在火光背後的陰影中，在火星飛揚的黑夜裡，人群混亂的情緒創造出了他們的神祇，在那虛無神祇的注視下，人們的意識情緒推到了極端亢奮的狀態，社會的集體意識於焉產生。

　　原始部落的祭典儀式，就在於交換資源的豐年祭、誇富宴，還有瞬間增加的軀體密度，一同建構出高張且強而有力的集體意識。而現代社會在更加成長的軀體密度以及資源生產之下，不同於原始部落偶一為之的祭典，我們每天的社會生活都好像一場場的祭典儀式。

　　我們與人群一同搭車趕路、一同吃飯、一同在餐館中仰頭看電視、一同在台下聽講、一同上班工作，就連下午時分我在家養病，耳邊聽見的聲響都像是遠方祭典的歡唱叫囂。我們在電台裡、網路上一同經歷每個社會生活的片段，我們分享著每一點激越的情緒。然而，在如此高漲的軀體密度之下，為什麼涂爾幹卻認為社會的集體意識日漸普及轉型，成為孤立自主的個體崇拜。

　　韋伯指出現代生活為一除魅（disenchanted）的世界觀，人們破除了魔法、巫術的迷思，呈現出一個理性化的世界。現代社會中的我們，仍然可以享受原始部落祭典儀式一般的集體歡愉，我們可以參加演唱會、跨年煙火、選舉造勢，諸如此類的集體場合。然而原始部落中那虛無的神祇，在除魅的現代生活裡只能寄託在集體場合中可能有但也可能無的特定角色上。而且，即便集體場合中我們擁有一位英雄，我們激昂的意識與情感可以寄託其身之上，那位英雄終究是除魅世界中的凡人，他可能有不同常人的際遇以及資質，他可以寫成傳記或者傳奇故事，但是他終究是屬於人的範疇，他沒辦法成為一個虛空之上的幽靈。

　　一位英雄屬於一個凡人意味的是：這個英雄是一個存在於現世中的人。他可以不平凡，但無論多不平凡，這個英雄總是「有血有肉的存在」，所以他有「顯現」的義務。而神與人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只有神可以免去「顯現」的義務，祂只需要單純地「存在」就好了。至於有血有肉而不能免除顯現義務的英雄，他永遠不是無懈可擊。

　　於是關於現代人的祭典，可以創造集體意識、可以做造神運動，然而其間生產出的集體意識與神祇，永遠都分散在孤離個體的心中。他零碎而實際地存在於每個人裡面，無法凝聚成一份虛無的存在。而現代人的生活義務，遂變成抱持著心中破碎的神孤獨前進，置身喧囂歡鬧的祭典之中卻無法卸下重擔地，朝著內心中偉大存在的碎片緩緩邁步。

現代社會的夢

　　起先是韋伯。好幾天前我作了一個夢，夢裡韋伯用著梵谷自畫像的角度看著我。不該說角度，那幾乎就是一張梵谷的自畫像，可是臉孔無疑地是韋伯。韋伯的眼耳鼻口，其輪廓線條與梵谷畫像的筆觸無異，那種如同蠕動的蟲子一般的線條。

　　韋伯用側臉的角度凝視著我，而我癱坐在地上。那些蟲子般的線條保持著輕微的躁動。似乎真的是一群蟲子，只要我大聲喝斥或者跺腳，那些蟲子般的線條就會驚慌而逃，屆時空中的韋伯也將消失。而我只是冒著冷汗，抬頭向他，好像他的眼神要告訴我些什麼。

　　隔兩天我又作了一個夢，這個夢如同一場混戰。夢裡馬克思、涂爾幹、韋伯，三人紛紛化作巨獸張開翅膀互鬥。戰場的中央是我，曲起身子躲在一把大劍底下，那把大劍毋寧說是一個鐵塊，兩尺以上之高的黑色鐵塊。學術巨靈化作惡獸朝我撲來，每一次三方襲來就挾帶著厚重的煙霧。他們在爭奪那把巨劍嗎？我不知道。他們每次撲來，就向巨劍伸出利爪，同時撕咬著彼此。幾次衝撞之後，馬克思被巨劍貫穿，於是向下墜落並且發出螢光，至終成為一屢幽影。

　　我驚醒，渾身是汗，冷得直打哆嗦。

　　隔天在學校，我走在新教學大樓的樓梯上，周圍熙來攘往，我一邊想著自己奇妙的夢，一邊想著路人都做些什麼樣的夢。打開教室的門，這一堂是哲學概論。德國人教授話講得很慢，我想像著字句如同飄散空中的符碼在他的腦海中移動並組合。他講話還是那樣地慢，台下的同學們漸漸睡著了。

　　在哲學概論課堂中睡著的同學，是否作著黑格爾的夢呢。我離開學校，想著。如果古老的社會學家透過一本《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進入我的夢境，那為什麼在屬於我的搖滾年代，彈著吉他的靈魂們卻不曾駐足我的夜晚。為什麼不作這些夢呢？像是，夢見Kurt拿起槍桿對著自己的腦袋，然後扣下板機的瞬間炸裂的是我的腦袋。或者，夢見Hendrix在Burkley的那場秀，他在舞台上漂浮起來然後逐漸淡化，最後空間中只剩那把純白的Fender，以及其上的雕花，上面雕了一只眼睛，瞪視著台下的我並且眨了一眨。

　　是啊，為什麼不作這些夢呢？難道三個社會學家比起那些音樂人更叫我執迷其中嗎？

　　我想到《烙印勇士》的故事。在故事裡那個混沌的時代，地上的人們都作起同樣的夢，夢見一隻白鷹穿過黑雲，帶著光亮與微風。直到白鷹著肉了，他從魔神化為真實血肉的人，地上的人們才驚嘆那夢與現實交錯的瞬間。

　　也許我們可以說，夢是現實的反照，但是或許我們更應該理解，夢的確證是現實的變遷。如果白鷹沒有著肉成人，那千萬地上之人的相同的夢，我們只能說那是異象，然而異象的實踐只有在現世的波動之中才能體現。沒有確證的夢，即便他再神奇而充滿諭示，他終究只屬於夢的範疇，他只存在於黑夜，只是我們精神虛幻面的波濤。

　　我作了兩個社會學家的夢，兩個關於現代社會的夢。韋伯的眼神，三大家爭奪的劍，在夢裡成為了一個真實存在的表徵，其中散發出耐人尋味的寓意。或者，那也可能只是無法得到實踐的異象，也許只是我疲累之餘幻想式的反抗。

　　讓我再翻開《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讓我看看韋伯與馬克斯幽靈的對話與辨證，再看看二ＯＯ八年的今天，一個二十三歲的大一轉學考生。如果，我可以把這些串聯起來，用一種現世的方式。那麼，一個夢境的確證，或許就能從此展開。至於為什麼會夢見他們呢，我想，作為一個異象的先行者，他們已經實踐了許多。

Sigur Ros

　　在知道Sigur Ros以前，好久好久的以前，這個名字屬於一隻海豚。那天曉昀帶回一張燒來的片子，她說朋友告訴她這個樂團來自冰島，主唱的聲音聽起來像海裡鯨豚的叫聲，空寂而清冷。曉昀在光碟片上面畫了一隻海豚，還有海的波浪，紅紅藍藍的。

　　知道Sigur Ros的名字，是那天在阿南姐家裡，她說是宜農新買的，好漂亮動人的聲音。

　　總是當某份聲音成為我們記憶中的一部份之後，他才成為召喚我們生命情境的咒語。那天我在阿南姐家，手上抱一本書，低頭掩面地站在客廳裡，聽著Sigur Ros的節奏慢慢晃動。也許阿南姐覺得我書看得專心，或者那是我們慣有的默契，在聲響中我們懂得靜默。

　　我跟阿南姐說這是一張只有inside out一句歌詞的專輯。其實專輯裡有兩張唱片，當初曉昀拿回來的只是後一張。後一張唱片裡，主唱反覆用著不同的腔調與聲線唱著那只有一句的歌詞，然後內裡的一切就經過各種型態翻挖出來。

　　那時候我們天天都在放這張專輯，白天也放，晚上也放。天使旁的河裡面恐怕沒有鯨豚，只有招潮蟹和彈塗魚，還有夜鷺踩著細長腳爪。鯨豚的吶喊好像只是遙遠冰島的幻夢，類似妖精的耳語，在冷天裡迴盪著，直到被挖乾翻盡才斷然竭止。終焉，我們所觸所及的只有海上浮冰。

　　冷天裡聽Sigur Ros，好像冬日裡讀川端康成的《雪國》般冷。那些時候窩在小漁港邊下跳棋、抽菸，互相取暖的我們，如今也只是遙遠冰島的夢。阿南姐說冰島只有三百萬人，卻有數十（亦或數百）間藝術大學。我的讚嘆沒有那般遙遠，我只是在客廳中央回想著幾公里距離的小漁港邊。

　　但是又能怎樣呢？我打開電腦，放起Ozzy Osbourne的Dreamer。

　　「I’m just a dreamer. Dreaming my life away. Oh ya ya ya……」

雜思

　　書才唸到一半，我趴在多鬆的桌子上睡著了。男人唱歌的聲音把我吵醒。有點熟悉，是Bob Dylan嗎？背景中吵雜的吉他破音讓我想著，是不是狄倫如同鬼魅般正站在亞伯廳面對台下的咆哮。不是，這不是狄倫乾癟的自然老調，多了點柔媚與病態。我走往吧台看了一眼，是Lou Reed。我就知道是他。

　　我意外地在這般纏綿的呢喃中清醒。趴著睡了一個多小時，繼續看書。

　　才又念了一會兒，幾個孩子從我身邊狂奔而過，直直地衝到門口的院子裡，用拖鞋互相拋擲。他們的笑聲讓我有點不耐。我轉頭把注意力集中在書本上－涂爾幹講著宗教、道德紀律、集體意識、失規範。我抬頭一看，才發現自己在教會裡。

　　怎麼會在教會裡看這樣的東西呢。我的精神與軀體在時空中顯得錯置。

　　那看一下漫畫好了。我從架上拿了五本《烙印勇士》，點一根豐收的櫻桃小雪茄（似乎是哪天在便利商店覺得新鮮才買的），同時間，多鬆又放起詭譎的電子音樂。

　　我離開了多鬆，在師大的巷弄裡迂迴前進，早上的陽光已經消散了，小巷子裡又吹起細細的冷風。烏雲一團團地糾結在一起，我一邊走路一邊把大衣的拉鍊往上拉。有個小水塘，上面有一塊塊的木板走道，我踩在上面感覺有點歪斜。

　　我要去地下停車場拿車，於是走進了那棟大樓。庭院中間有個黑色的橢圓形石雕，看起來像是《烙印勇士》裡面孵育出黑暗之子的卵。我進了電梯，牆面上貼了造假的木紋壁紙，滿是一圈一圈不規則的圓形紋路，看起來像是漫畫裡異人之主降臨時由嚎叫的臉孔鋪張而成的天地。

　　地下室很暗，沒有車輛也沒有人。

　　在車上我跟她說我好累，可是明明下午四點才起床，現在也不過十點多。為什麼累呢？我開始清算近日的生活。每天都東奔西走的，時間跨過了界線，把每一個二十四小時連結在一起，於是分辨不出哪個時間點的我身在何方。

　　回到家，發現她躺在沙發上等我回來。我吻了她，她說我的嘴唇好甜，櫻桃小雪茄的緣故。我從鋼琴上的菸盒裡拿出一包LS，青草味讓我舒服了點。

　　後來我醒了。下午兩點，藍石頭沒開，多鬆太遙遠，巷口的咖啡廳太難喝。我打開電腦，寫字，至此看了一下右下角的時鐘。現在是二ＯＯ八年二月十八日，四點五十六分。

自傳

　　表弟要升大學了。今天他拿為了推甄寫的自傳給家人看，尋求點意見。幫他看自傳的過程中我心裡略略冒著冷汗，有點不明所以的惶恐。

　　我打了通電話回家，問問娘當年我的推甄自傳是怎麼個樣子。娘說當初她幫我改了好多，我敏感地質疑她。當初她應該點了我幾句，但並沒有像她今天講得那樣幫我寫了大半。我跟她說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時期的我對於自己的文字已經有種生命投射的想像，不會容許別人搓揉操改的。

　　娘在電話裡很溫婉地跟我說了聲抱歉，應該是她記錯了。

　　記得有一回跟曉昀聊天，她說了大概這麼一句：「我覺得那些只活在別人生命裡的人真的很可恥。」然而，今天我看著表弟的自傳，回想過去幾年不斷的自我描繪與對話，不禁冒著冷汗然後為自己感到可恥。回顧自己的文字，篇篇都是自傳，張揚且自卑的自傳。

　　無名最近多了新功能，可以查閱有誰來過自己的網誌。用這個功能連出去，也能發現幾個有趣的陌生人。這幾天翻來看去，那些認識的或未曾謀面，甚至不知其性別年齡的，大半在網誌上寫字的，全都幹著相同的事情。我們寫著一篇又一篇，不知道給自己或者給他人的自傳。

　　究竟是只能活在他人生命經驗中的人可恥，還是封閉在自身範圍卻又放肆宣傳的人可恥？甚或，這兩者有何需要叫人感到可恥呢？

　　這段時間來，我對「經驗世界」這個字眼不斷著迷。請讓我這樣理解－經驗可以構築世界，或者說世界是由經驗構成的。關於我們生命的自傳，攫取所有的經驗自成一個世界，而這個世界只是地球上的一個角落。我坐在電視機前看Discovery，裡頭偏遠部落的生活是真實世界的一塊，但那不屬於（或者甚少摻雜於）我的經驗世界。我的經驗世界遂變成一個自給自足的領域，有其私有的生命歷史與文化。經驗世界收納他人，然後專斷地佔有，一旦佔有之後，那就脫離了他竊取對象的範疇，而成為一個重新定義過的段落，絲毫不允許分割與侵犯。

　　在自傳的經驗世界中，我們成為了孤立的島嶼，我們飄散在海上，彼此觀望然後盜賊般地互相掠奪，但是要記得－我們是永遠的孤島，掠奪的過程中並不會彼此靠攏。倘若真的不會靠攏，也許是因為：這是自傳，寫的是我們的歷史，我們各自的歷史，只有也只能有一個書寫者的歷史。因為這是自傳。

　　我們的島嶼在自身中不斷膨脹抽長。膨脹得再龐然巨大而病態，卻也不會向其他的島嶼有絲毫的靠攏與妥協。那會是怎樣一個畸形巨人般的歷史。

　　但是，且讓我們站在孤島的山巔向外望，其實島嶼林立。

　　跟娘通的電話掛斷前，我跟她講著表弟的自傳，她不斷提醒我表弟還在長大。於是我仍舊不明所以地想著，關於我的可恥到底適不適用於這個十七歲的少年。不知道，於是我回家後跟表弟約了個時間，要跟他當面討論自傳。為什麼要約他討論，不明所以。

　　我很納悶與困窘，究竟該跟這個十七歲的少年討論些什麼。

打廣告－《時間雜字》！！！！！

　　昨天和國中同學見面，其中兩個大概有兩年沒見了。

　　Ｈ是我國中最要好的朋友，也許只是我單方面地把他視為最好吧。Ｈ是個很聰明的人。幾個禮拜前我和彭昉在討論智商這回事，我跟他說我們一定是很普通的那種，了不起平均以上一點，我提到Ｈ：「他的智商一定是拉高平均值的那種，其他的聰明不談，智商一定很高。」

　　Ｈ是醫生世家，國中畢業進了建中數理資優班，考大學的時候跟家裡革命了一番進了台大物理系，兩年前碰面那一次，Ｈ說他要重考了，可能去念英文或者戲劇吧。昨天碰面的時候，Ｈ已經是台大戲劇系的大四生，準備當兵，碰到剛退伍的鵬傑就不停追問當兵的生活。大概他想盡可能地理解各種人生經驗吧，作為一個演員。

　　我們在Bongos吃完飯，想說找家咖啡廳坐著聊天。Ｈ說他想去正常一點的咖啡廳，我問他什麼叫做「正常的咖啡廳」，他說的就是一般連鎖咖啡廳，店招牌永遠都是一個圈圈中間有個頭像的那種。

　　後來我們去了茱莉安諾，無奈於我實在喝不下他所謂「正常咖啡廳」的咖啡。Ｈ說：「我不喜歡文青咖啡館啊。」我跟他說你們舞台劇的台下觀眾可能大半來自這些文青咖啡館耶，他說那又怎樣。

　　Ｈ是個文藝青年嗎？我不知道。國中的時候記得他永遠抱本數學講義冥想，不斷用各種不同的方法解同樣的題目，在其中尋找一種透徹的數字趣味，如今在劇本中尋求各種生命經驗。前些天小時後的鄰居找到我的網誌，留了言還留了個自己的網址。我連過去看，上面寫了段話「常識告訴人們，文青向來鬱鬱寡歡。但無病呻吟者眾。」以前的小女孩如今寫點字，畫點設計作品，寫點歌，自我介紹的部份抽菸狀況是「偶爾抽」。這個小女孩是文青嗎？我也不知道。

　　我們的社會，或者小小的台師大商圈，究竟在尋求著怎樣的文青文化，我不知道，只是我身邊就是莫名奇妙地冒出這種人，他們賴寫字為食糧，自我對話為溝通，為自己的生命寫下一點一滴的注解，旁人視其稱之為「文藝青年」。

　　話說回來，這篇文章只是篇廣告文。朋友自費出了本刊物，每每當我跟其他人提起，他們問道：「是怎樣的刊物？」我只好略帶心虛地打哈哈說：「是本文青刊物啊！」

　　你可以暫且不問這是本怎樣的刊物，你可以只是單純地拎著它在角落，看看裡面的書寫者是怎樣思索與生活，或許你可以看見一點新意或趣味，或者你可以理解文青與否並不重要，只是生活中有了文字，無論是誰都可以不再那麼孤單。

　　《時間雜字》第一期「遊樂」：http://ariettas.blogspot.com/

深夜裡的awake

　　滑落於深夜裡的多鬆忽然放起Dream Theater的《Awake》。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空間裡原本混沌的電子音場就給清晰剛直的聲線化開。我往外走，回頭看深夜的泰順街中只有多鬆橘黃的光點，轟然作響的吉他如同屋外一般寧靜分明。這樣的空間景色與重考生活的早晨無異。

　　起床的鈴響不比微亮的陽光更叫人緊繃。那天睜眼時看見房間裡的亮度就知道八點多了，遲到了。那段日子對於時間的細節總是特別敏感－光線的亮度、空間的密度、人群的裝扮、入耳的聲響，總是不斷暗示著時間的刻度。八點半快九點的捷運車廂，沒有穿制服的學生，沒有提菜籃的老婦，清一色的是上班族，在那片微亮沈默且近乎凝止的天空下。

　　我的耳機裡放著Dream Theater的《Awake》，跟今天晚上多鬆裡一樣轟然作響的，Dream Theater的《Awake》。

　　那是專輯裡最後一首歌了，開頭的鋼琴和弦很美，不斷反覆著。James LaBrie開始唱，用著私密而悄悄的耳語。間奏中鋼琴和弦又彈起，伴隨著細雨般密密雜雜的吉他破音。一段錄製好的聲音，一個男人說話，對著一個女人，傾訴他的愛情。James LaBrie咽氣地再開口。然後又是間奏，鋼琴和弦，吉他破音，女人的自白，小孩的哭喊，男人主播快捷地唸起新聞稿。James LaBrie半唱半唸地繼續下去。最後一次的鋼琴和弦反覆，最後一點的細雨吉他破音熄滅。

　　最後一首歌似乎就如此結束了，但是那麼多的聲響好像不會消失，他們用各種不同的身份在我耳邊講話，他們是女人、是男人、是孩童、是老者，他們是各種不同的生命情境，卻都講著同樣的話語，就是James LaBrie最後的台詞：「And I'll never be open again.」他們不只告訴我他們永世的封閉，還告訴我也如同他們一般，被封閉在無盡的符號世界中。

　　那天我下了捷運，外面的細雨就像粒粒分明的吉他破音一樣，我不自覺地在車站門口大哭起來。太多符號了。捷運車站裡好多的廣告，好多的人，大家都穿梭在廣告之前，追尋著不同式樣的需求。廣告們一致地散發出一份訊息，一份關於快樂的訊息－減掉十公斤你會快樂一點、考試高分你會快樂一點、玩個遊戲你會快樂一點、買輛車你會快樂一點。然後人群就在每個廣告之間過渡人生。廣告、訊息、符號在捷運地下道裡濃密地匯集起來，乘載著人群的慾望從電扶梯向上竄流，竄流至城市上空。一切都那麼地過度，過度的快樂與不快樂，過度到情緒自身不再具有任何獨立的意義，全都混在那城市的慾望雲層之中。

　　那都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好像只是人生線條的某個情緒波谷，過去了就不再。只是今晚我在多鬆，又聽見了這張專輯，感覺一年前捷運車站門口大哭的自己又在耳邊騷動，一點點地，在耳邊低語著。他如影隨形地攀在我的肩頭，或者環抱住我的小腿。他跟著我一起走出多鬆，走在滑入黑夜的泰順街頭，我只回頭跟他說一句，照著沙特在《嘔吐》裡最後與其生活道別的話：「明天的這座城市應該會下雨。」

　　那個「他」就消失了，消失在遠方閃著橘黃光點的深夜巷弄裡。

《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馬克思

　　首先恭喜我自己，為著我已經將近一個月不曾寫文章。過去一個月，除了寫點學校的報告之外，唯一寫出來的是朋友刊物的邀稿。

　　恭喜什麼呢。當我前些天在LC翻開這本書的時候，起先半個小時乏力的閱讀，對我來說過於思辯繞口的字句讓我意識到的是：我已經開始離開青年時期的牢騷自我對話。至於在過去一個月寫不出任何文章的狀況，體認了我關於「寫字」的必要轉折。於是在這邊我恭喜自己，在這樣的閱讀過程中，我開始體驗一種困乏的快感。

　　如果說翻開這本書，第一個讓我意識到的是「我已經離開了青年時期的牢騷自我對話」，那很有趣的一點就是，翻開這本書我第一個看到的是年輕的馬克思。在馬克斯年輕時期的考試短論中，我們可以看見這樣的話：「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的人物。」

　　有趣的地方在於，在我這樣一個只唸過半學期社會學的大一學生眼裡，如此的論調似乎與我認識的古典三大家之一的馬克思背道而馳。一番極度自我主義的黑格爾派哲學言論。

　　在整本書的概論中，Giddens提到－在那個年代的英法德三國，德國人總是在「想」另外兩國「做」的事情。而從第一章《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我們看見馬克思在自己思想中重溯整個德國唯心哲學的歷程－從康德到費西特，再到黑格爾，然後到費爾巴哈。

　　零六年底，我正在重考。補習班大樓對面的火車站廣場，紅衫軍倒扁聲浪沸騰。記得某一天回到汐止家裡，電視上一個德國記者對著鏡頭說：「你們台灣人，這段日子好像全部的精力與生活都只在抵抗陳水扁。」德國記者的臉上帶著一點嘲諷和輕蔑，娘在旁邊略帶氣憤地說：「這是一個最偉大又最悲哀的民族。」

　　馬克思在提到異化的時候，除了點出工人與其產品的分離，以致於工人成為其產品的奴隸之外，還提到這與政治領域裡所發生的異化一樣，同樣也相應於宗教的異化－基督教倫理賦予上帝的特質，脫離了人類的掌握，變成了一個外在代理人所要求的一般。

　　那天唸到這邊的時候，我問彭昉宗教的部份是怎樣，他說：「就很可怕啊，再推論下去就是無神論。」

　　姑且不論這是否可以上溯到無神論，我在意的是，在那個年代的德國，馬克思從青年黑格爾學派的一份子，到後來《手稿》中對於黑格爾的批判、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對異化現象與私有財產制的批判，這樣的過程中，我關心的是一個思想家對其民族與社會的反思，成就了一種實際的社會關懷。

　　在第一章的最後，馬克思在其早期的共產主義觀中，重新為私有財產作了一番定義與想像，我們姑且不論其實踐的方法與可能，但不可否認的可以看見他對於美好世界的嚮往－「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已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

政治學期末報告－一段公場域的歷史對話

　　「1990年春，改變臺灣憲政歷史的學潮：野百合學運在此開啟。從此，不論是民間團體或各政黨所發起的一連串臺灣民主遊行、社會運動，大都以此地為出發或匯集地，中正紀念堂成為大多數國人見證臺灣民主化發展的共同回憶。為紀念並彰顯臺灣民主發展之歷程，行政院於2007年5月10日將中正紀念堂正式更名為臺灣民主紀念館，中正紀念公園也更名為臺灣民主公園，整體命名為臺灣民主紀念園區。」

　　以上是更名後，曾經的「中正紀念堂」，今天的「臺灣民主紀念館」官方網站的簡介。

　　二ＯＯ七年十二月七號，昔日的「大中至正」四字牌匾拆除完畢。隔兩天，九號的清晨新牌匾「自由廣場」安裝完成。二ＯＯ七年十二月十號，臺灣民主紀念園區施工完成後重新開放。

　　關於中正廟更名的整個事件，如果我們在網路上搜尋一下媒體的報導，不難看見像是：「政治惡鬥」、「藍綠角力」、「依法拆牌」、「違法拆牌」，或者，「中正紀念堂走入歷史」，諸如此類的標題。在這些紛亂的對話之中，對於中正廟更名的事件，我們究竟應該用怎樣的眼光去理解它？我們試圖釐清的，是綠營的去威權和轉型正義，還是藍營的法律正確？或者，我們能看見的只是拆牌工程當下，一邊的民眾唱著《先總統蔣公紀念歌》，而另一邊喊著口號大聲加油。

　　生活在當今的時間範圍內的我們，可能無法完全抽身於不同的政治意識，只是二十歲出頭的我，不曾看見二二八事件的鮮血，不曾被白色恐怖挾持，也無緣經歷「臺灣民主紀念館」簡介中的野百合學運，二ＯＯ八年的今天，卻已經開始思考幾個月後的總統選舉要把票投給誰。我好像已經開始坐享民主改革的果實，但是對於曾經屬於一個歷史人物的紀念公園，如今面對更名、正確化的爭執，我似乎漏失了太多的背景與情懷。對我而言，關於中正廟的記憶，可能只是孩提時與家人的遊樂，或者某場演唱會和一年一次的燈節展覽。也許，十年後我牽著孩子的手在「自由廣場」的牌匾下拍照，對孩子來說那些都只是理所當然的一張照片而已。那些紛亂對話中堅持的價值與意涵，可能只是我遙遠記憶中模糊的一塊，甚至是未來無數人的模糊的一塊。

　　讓我們把時間拉回來。二ＯＯ七年十二月八號，范雲的文章《活化中正廟的記憶工程》：　　
　　「中正廟的改造，關係的不只是一個空間、一個場所的未來用途，更關係到所有與這個空間的歷史記憶相關的人，在走入新時代的過程中，所想要攜帶的記憶。」

　　如同曾經在中正廟廣場上參與野百合學運的范雲和他的夥伴們，多少與我同輩的年輕人也在這裡參與了幾場演唱會和燈會。無論是對於過去的學運份子、今天擁有言論自由的我們，或者未來在廣場上遊走的人群，這是一個充滿集體記憶的公共場域。且讓我們在紛亂的言語中，離開那些政黨互鬥和批判，我們先不看施工過程中的流血衝突，不看揮毫「大中至正」的楊家麟先生，讓我們把中正廟改造的事件，看成是一群人在土地上的公共場域中互相對話。

　　讓我再引述一段文章。二ＯＯ七年十二月六號，李丁讚的文章《歷史煙霧中的牌匾》：

　　「戰後這段歷史，是本省人與外省人共同經歷的歷史。四○年代的二二八，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以及之後的經濟奇蹟等各項發展，都是這個島上人民的共同記憶。目前大家之所以對這段歷史還有不一致的看法，是因為資料不完整，再加上大家避諱談論這些問題。在歷史煙霧中，我們當然看不清一切。這才是所有誤解與敵視的根源。」

　　兩個政黨各居其位在煙霧中對望，各自在其位置上呼召政治市場上的人群。民進黨政府堅持更名，國民黨高呼「馬英九選上再改回來」，在我們好像民主的政治架構中，兩個政黨競逐人民的支持，競逐一個屬於「官方」的說話地位，而我們的民主，成為了一種競逐提供官方話語的市場角力，至於為什麼稱為「民主」，只是因為這個提供官方話語的政府是民選的，與我們斥之專制的對岸，差別只在於，我們「民主」的政治生態，比起對岸的唯一種官方話語，我們擁有兩種或者更多的話語和歷史版本。每個版本的背後都有其市場與支持者，政黨起先選擇了某一種，而且似乎不能不堅持下去，為的是不能太偏離他們的支持市場。最後，政黨與其支持者在迎合與理想間彼此干涉而走向極端。

　　我們可以在小學的民主教育中看見：「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但是如果我們的民主不再以社會共識為目標，而是以分食大餅的方式瓜分政治市場，最後決定一段歷史要用怎樣版本的話語詮釋。那無論少數多麼服從，或者多數如何尊重，無論哪一天少數是否成為多數、多數是否變成少數，我們關於民主的想像永遠存在著多數和少數。少數的那邊只是成王敗寇下被遺忘的一群，也許幾年之後，被遺忘的他們又成為重新被揭開的瘡疤與傷口。

　　這個島嶼也許擁有兩段不同的歷史，或者更多，甚至，除了政黨的口號與理念之外還有更多被忽略的立場。如果面對社會，我們可以不再只是數著人頭做決策。如果可以，一個廣場的改造運動中，我們可以不選擇靠攏去唱《先總統蔣公紀念歌》或者在另一邊吶喊加油。如果可以，我們是不是能透過一個牆圍的水泥建築物對話，是不是歷史能在這樣的對話中，成為一段互相接納包容的過去，成為一個社會內在融合與化解對立的開始。是不是我們不只可以選邊站好讓自己成為多數，我們還可以讓彼此的世界更大一點，我們可以成為一段歷史共識的見證。

　　最後，讓我再引述一段話：

　　「這座島嶼，好不容易從幽閉而獨裁的港灣，航向自由開放、卻充滿不確定的大洋。這一趟沒有回頭路的航行，不只有藍綠兩個光點，而我們還在旅途中。」－吳介民，《公民審議　解決民間對抗》，中國時報，200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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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關心政治，於是只好拾人牙慧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