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典一場

　　下午的陽光不如昨日激烈，我在書房裡，眼睛紅腫著，眼皮和睫毛上沾黏的藥膏藥水讓我的視線略顯模糊。此時窗外遠方，傳送著車流的聲響、魚販的叫賣，還有工地破土的敲擊。

　　涂爾幹在討論分工以及集體意識的時候提出了兩種互動的頻率，一為動態密度（dynamic density），另一為道德密度（moral density）。而此兩種維度最主要的增長為視軀體密度（physical density）之增長，也就是人口數量的一般性增加而定。

　　涂爾幹視現代社會與早期社會最大的差異在於，早期社會為一強大集體意識所掌控的機械性連帶體，而集體意識最大的資源來自於宗教，至於現代社會則為一集體意識逐漸喪失（或者轉型）的有機性連帶體。而這樣的轉變就奠基於軀體密度的增加，以至於社會變大、人口變多、社會交流越趨頻繁，而分工與分化的程度就變高，最後早期社會中強而有力的宗教性集體意識逐漸轉型為個體的崇拜。

　　讓我們把眼光轉到涂爾幹在討論原始部落時所觀察的祭典儀式。祭典儀式的情境是一種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情境。當人群圍著祭壇跳舞，周圍遞送著酒與食物，中央的火炬燃起黑夜中的光源與濃煙，跳舞的男女老少汗水淋漓，手拉著手，軀體的距離逐漸拉近，皮膚在光火搖曳中摩擦。汗水、歡唱、杯酒交疊，在黑夜中的祭壇火炬前，在火光背後的陰影中，在火星飛揚的黑夜裡，人群混亂的情緒創造出了他們的神祇，在那虛無神祇的注視下，人們的意識情緒推到了極端亢奮的狀態，社會的集體意識於焉產生。

　　原始部落的祭典儀式，就在於交換資源的豐年祭、誇富宴，還有瞬間增加的軀體密度，一同建構出高張且強而有力的集體意識。而現代社會在更加成長的軀體密度以及資源生產之下，不同於原始部落偶一為之的祭典，我們每天的社會生活都好像一場場的祭典儀式。

　　我們與人群一同搭車趕路、一同吃飯、一同在餐館中仰頭看電視、一同在台下聽講、一同上班工作，就連下午時分我在家養病，耳邊聽見的聲響都像是遠方祭典的歡唱叫囂。我們在電台裡、網路上一同經歷每個社會生活的片段，我們分享著每一點激越的情緒。然而，在如此高漲的軀體密度之下，為什麼涂爾幹卻認為社會的集體意識日漸普及轉型，成為孤立自主的個體崇拜。

　　韋伯指出現代生活為一除魅（disenchanted）的世界觀，人們破除了魔法、巫術的迷思，呈現出一個理性化的世界。現代社會中的我們，仍然可以享受原始部落祭典儀式一般的集體歡愉，我們可以參加演唱會、跨年煙火、選舉造勢，諸如此類的集體場合。然而原始部落中那虛無的神祇，在除魅的現代生活裡只能寄託在集體場合中可能有但也可能無的特定角色上。而且，即便集體場合中我們擁有一位英雄，我們激昂的意識與情感可以寄託其身之上，那位英雄終究是除魅世界中的凡人，他可能有不同常人的際遇以及資質，他可以寫成傳記或者傳奇故事，但是他終究是屬於人的範疇，他沒辦法成為一個虛空之上的幽靈。

　　一位英雄屬於一個凡人意味的是：這個英雄是一個存在於現世中的人。他可以不平凡，但無論多不平凡，這個英雄總是「有血有肉的存在」，所以他有「顯現」的義務。而神與人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只有神可以免去「顯現」的義務，祂只需要單純地「存在」就好了。至於有血有肉而不能免除顯現義務的英雄，他永遠不是無懈可擊。

　　於是關於現代人的祭典，可以創造集體意識、可以做造神運動，然而其間生產出的集體意識與神祇，永遠都分散在孤離個體的心中。他零碎而實際地存在於每個人裡面，無法凝聚成一份虛無的存在。而現代人的生活義務，遂變成抱持著心中破碎的神孤獨前進，置身喧囂歡鬧的祭典之中卻無法卸下重擔地，朝著內心中偉大存在的碎片緩緩邁步。

現代社會的夢

　　起先是韋伯。好幾天前我作了一個夢，夢裡韋伯用著梵谷自畫像的角度看著我。不該說角度，那幾乎就是一張梵谷的自畫像，可是臉孔無疑地是韋伯。韋伯的眼耳鼻口，其輪廓線條與梵谷畫像的筆觸無異，那種如同蠕動的蟲子一般的線條。

　　韋伯用側臉的角度凝視著我，而我癱坐在地上。那些蟲子般的線條保持著輕微的躁動。似乎真的是一群蟲子，只要我大聲喝斥或者跺腳，那些蟲子般的線條就會驚慌而逃，屆時空中的韋伯也將消失。而我只是冒著冷汗，抬頭向他，好像他的眼神要告訴我些什麼。

　　隔兩天我又作了一個夢，這個夢如同一場混戰。夢裡馬克思、涂爾幹、韋伯，三人紛紛化作巨獸張開翅膀互鬥。戰場的中央是我，曲起身子躲在一把大劍底下，那把大劍毋寧說是一個鐵塊，兩尺以上之高的黑色鐵塊。學術巨靈化作惡獸朝我撲來，每一次三方襲來就挾帶著厚重的煙霧。他們在爭奪那把巨劍嗎？我不知道。他們每次撲來，就向巨劍伸出利爪，同時撕咬著彼此。幾次衝撞之後，馬克思被巨劍貫穿，於是向下墜落並且發出螢光，至終成為一屢幽影。

　　我驚醒，渾身是汗，冷得直打哆嗦。

　　隔天在學校，我走在新教學大樓的樓梯上，周圍熙來攘往，我一邊想著自己奇妙的夢，一邊想著路人都做些什麼樣的夢。打開教室的門，這一堂是哲學概論。德國人教授話講得很慢，我想像著字句如同飄散空中的符碼在他的腦海中移動並組合。他講話還是那樣地慢，台下的同學們漸漸睡著了。

　　在哲學概論課堂中睡著的同學，是否作著黑格爾的夢呢。我離開學校，想著。如果古老的社會學家透過一本《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進入我的夢境，那為什麼在屬於我的搖滾年代，彈著吉他的靈魂們卻不曾駐足我的夜晚。為什麼不作這些夢呢？像是，夢見Kurt拿起槍桿對著自己的腦袋，然後扣下板機的瞬間炸裂的是我的腦袋。或者，夢見Hendrix在Burkley的那場秀，他在舞台上漂浮起來然後逐漸淡化，最後空間中只剩那把純白的Fender，以及其上的雕花，上面雕了一只眼睛，瞪視著台下的我並且眨了一眨。

　　是啊，為什麼不作這些夢呢？難道三個社會學家比起那些音樂人更叫我執迷其中嗎？

　　我想到《烙印勇士》的故事。在故事裡那個混沌的時代，地上的人們都作起同樣的夢，夢見一隻白鷹穿過黑雲，帶著光亮與微風。直到白鷹著肉了，他從魔神化為真實血肉的人，地上的人們才驚嘆那夢與現實交錯的瞬間。

　　也許我們可以說，夢是現實的反照，但是或許我們更應該理解，夢的確證是現實的變遷。如果白鷹沒有著肉成人，那千萬地上之人的相同的夢，我們只能說那是異象，然而異象的實踐只有在現世的波動之中才能體現。沒有確證的夢，即便他再神奇而充滿諭示，他終究只屬於夢的範疇，他只存在於黑夜，只是我們精神虛幻面的波濤。

　　我作了兩個社會學家的夢，兩個關於現代社會的夢。韋伯的眼神，三大家爭奪的劍，在夢裡成為了一個真實存在的表徵，其中散發出耐人尋味的寓意。或者，那也可能只是無法得到實踐的異象，也許只是我疲累之餘幻想式的反抗。

　　讓我再翻開《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讓我看看韋伯與馬克斯幽靈的對話與辨證，再看看二ＯＯ八年的今天，一個二十三歲的大一轉學考生。如果，我可以把這些串聯起來，用一種現世的方式。那麼，一個夢境的確證，或許就能從此展開。至於為什麼會夢見他們呢，我想，作為一個異象的先行者，他們已經實踐了許多。

Sigur Ros

　　在知道Sigur Ros以前，好久好久的以前，這個名字屬於一隻海豚。那天曉昀帶回一張燒來的片子，她說朋友告訴她這個樂團來自冰島，主唱的聲音聽起來像海裡鯨豚的叫聲，空寂而清冷。曉昀在光碟片上面畫了一隻海豚，還有海的波浪，紅紅藍藍的。

　　知道Sigur Ros的名字，是那天在阿南姐家裡，她說是宜農新買的，好漂亮動人的聲音。

　　總是當某份聲音成為我們記憶中的一部份之後，他才成為召喚我們生命情境的咒語。那天我在阿南姐家，手上抱一本書，低頭掩面地站在客廳裡，聽著Sigur Ros的節奏慢慢晃動。也許阿南姐覺得我書看得專心，或者那是我們慣有的默契，在聲響中我們懂得靜默。

　　我跟阿南姐說這是一張只有inside out一句歌詞的專輯。其實專輯裡有兩張唱片，當初曉昀拿回來的只是後一張。後一張唱片裡，主唱反覆用著不同的腔調與聲線唱著那只有一句的歌詞，然後內裡的一切就經過各種型態翻挖出來。

　　那時候我們天天都在放這張專輯，白天也放，晚上也放。天使旁的河裡面恐怕沒有鯨豚，只有招潮蟹和彈塗魚，還有夜鷺踩著細長腳爪。鯨豚的吶喊好像只是遙遠冰島的幻夢，類似妖精的耳語，在冷天裡迴盪著，直到被挖乾翻盡才斷然竭止。終焉，我們所觸所及的只有海上浮冰。

　　冷天裡聽Sigur Ros，好像冬日裡讀川端康成的《雪國》般冷。那些時候窩在小漁港邊下跳棋、抽菸，互相取暖的我們，如今也只是遙遠冰島的夢。阿南姐說冰島只有三百萬人，卻有數十（亦或數百）間藝術大學。我的讚嘆沒有那般遙遠，我只是在客廳中央回想著幾公里距離的小漁港邊。

　　但是又能怎樣呢？我打開電腦，放起Ozzy Osbourne的Dreamer。

　　「I’m just a dreamer. Dreaming my life away. Oh ya ya 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