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樂

　　2011年發生最好的事情大概是我終於畢業了，然後成為一個研究生。2011年最壞的事情是Y連連消失兩次，一整年的記憶裡只有少少三兩次他的隻字片語，這感覺很怪，怪到有種瞠目結舌啞巴吞黃蓮的閉塞感。

　　好久以前某一次跟Y討論起哪天我們三個裡誰死了怎麼辦，他說大概就不知道該怎麼笑了吧。確實，這一年，尤其是下半年我笑的次數很少。或者說，笑的質地不太一樣，以至於那似乎不是笑，反而比較像搞笑藝人經年累月激情與淡漠對比極大化之過度表演。

　　Y不見了，而我成為了一個研究生。生活越發地笑不出來。

　　2011年的最後一個月我在看傅柯。《規訓與懲罰》的封面上提了內文的句子：「一種悲劇消失了，而一種喜劇正要上演」。再翻開封面，裡面夾了張桃給我的紙條。憑著紙條我開始如時光偵探一般翻挖各種可能的蛛絲馬跡，試圖找出究竟是哪一年我在看傅柯、在多鬆遇到桃跟她說這很好看。

　　線索不多，唯一能確定的是那應該是個年底，但不能確定是08還是09年。此外能記得的是，看傅柯那段時間Y應該跟我住在一起、在我們家樓下的咖啡廳上班。而那時候我正想著關於笑話的研究，每天跟他討論關於笑話的哲學和新想法。那段時間我在Y上班的咖啡廳看《瘋癲與文明》和《規訓與懲罰》，回到家就看《烙印勇士》，然後打開電腦開始google各種跟笑話有關的論述。這三者夾雜在一起遂構成我和Y那段時間的生活氛圍：意義的建構與解離、肉體的打造與撕裂、笑的嚴肅與戲謔。

　　Y不見了，我和F也少聯絡了。三個人散伙了。

　　生活越來越笑不出來，品味都變了，不再有從前羨慕的昆德拉式的嚴肅與戲謔。研究所的各堂課都在宣告著「應該認真一點」，認真，但未必嚴肅而且不可能戲謔。那衝擊是很大的，少了Y的支撐更大。這種衝擊也許來自於學術典範的轉移，或者只是我自己對於學術生活的新認識。總之，生活裡不再有Y的笑話，我也不可能像兩三年前那樣想像各種天馬行空的「人類生活之哲理」。

　　昨天跟W喝酒跟他講起進研究所的衝擊，他跟我說這無疑是正面的，我也這樣想，但難免還是會懷念起跟Y的各種笑鬧、各種關於生活的招搖撞騙。那種笑鬧與招搖撞騙背後有一雙昆德拉頑童的眼眸，說著：朋友，我有一個模糊的預感，就是你獲得快樂的能力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Y、F和我，此時此刻一定都在哪裡笑著，不一定很快樂，就像昆德拉八成也是騙人的。我們好像都是不太快樂的人。

　　Y最後一次出現的時候整個人很急躁。其實他一直都很急躁，好像睡美人一出生就被告知在某個年紀要進入永眠那樣，Y的禁忌時間就是三十歲。跨完這個年Y就二十九了，時間的聲音滴答滴答敲得他越來越急，但其實也沒人知道三十歲之到來他會變得怎樣。他自己也不知道，但三十歲就是個神祕的門檻。跟Y天天混在一起七八年，久而久之三十歲似乎也成為了我的神祕門檻而恐懼於靠近甚或跨越。但Y消失之後這東西似乎跟著他一起消失了。門檻沒了，看過去人生大道直挺挺的，未必順暢但彷彿很連貫。就像時間，也是很連貫的。這一切的變化，乍看之下也許斷裂與急遽，但其實總是連貫而隱約如伏流一般偷偷往前吞噬的。

　　2011年咻地一下就要過了。

生活

pic by Francis Bacon

　　Q是真的非常非常之厭惡我。這種生活根本不該過下去。

故事的入侵

pic by Alexey Titarenko

　　連著兩次跟L和H喝酒，L都大發酒勁地講話，一講就講了三年的份量。隨著這些話語之重量的時間開展，那感覺越聽越不對頭，好像我們酒醉之時跳上了藏匿於書桌抽屜的扁平時光機穿越蟲洞：現下不過是搖頭晃腦地回頭走看，但再過一會兒勢必是要往前看的。

　　前天半夜回到家，拿了點啤酒就想找人。打給L，把他給吵醒之後叫他找點酒，講話。講著講著我問他：「你到底有沒有要考研究所啊？」他說要考，但即便考上了也不會唸、先回老家工作、存點錢再說。

　　這回答讓我有種恍然大悟之感，他告訴了我時間開展的去向：再半年他就跟我隔著海岸了，我們三年來所共渡的各個節日在已知的日子裡已經完結。這回答了前兩次喝酒時我所感受到的不安。但只是部分地回答而已，我的不安仍在，甚或加劇。

　　L給予我最大的不安不只是我們所共吐的三年過往，也不是往後或短暫或長時的分別。這不安在於一種故事之入侵所挾帶的舖張、恫嚇、膨脹與要脅。L喝醉後傳遞了一種異鄉人特有的疏離與親近，並且挾以許多或熟稔或根本由我所出的字眼與手勢，如同一陰險之註腳般詮釋起我與他。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眼前這個人有著我難以捕捉的生命經驗，這難以捕捉的生命經驗不是歷史的，而是現象學的。也因此我的不安在那兩次喝酒至天明、而我們亟欲拉起窗簾關起門戶以躲避晨曦薄光的暗室裡，顯得那樣壯大。

　　這份不安在前天晚上，在L跟我說他的規劃之後又拔地而起，因為他沒告訴我這故事更後頭的去向：一個異鄉人與我喝了兩次酒吐露真心之後，他就要走了，他要帶著關於我的故事去海岸對邊的老家繼續一段我不可想像的旅程，如同這兩次一般他可以模仿我、操持我、詮釋我，並且在我目光所未及的地方。難道這不叫人不安嗎？

　　想到這我幾乎要不信任L了。但那是不該的，他所給予我的不安應該是我所能回以的最大信任。因為對於那些不可信任之人我是不會那樣不安的。我是個喜愛故事卻不喜愛被故事入侵的人，我能接受的只是自我故事對他人的舖張恫嚇膨脹與要脅。

　　而L，相信他也是那樣不安，因為我對他所做的甚至更多，今日他不過是還給我而已。對此我滿心感謝並誠心祝福。

夜聽這牆

　　我是個未雨稠繆的人。或者說我是個基督徒，因為每一個將至的下一秒都是基督可能踏進來的窄門。

　　年紀還小一點的時候聽過有人說Neil Young是到了某個年紀才聽得下的歌。於是我開始聽老搖滾儘管聽不懂，聽著聽著就聽到Pink Floyd。十八歲的時候覺得Wish You Were Here好像聽得懂那麼一些；二十歲的時候覺得Dark Side of the Moon似乎也頗能打動我。但始終聽不下The Wall，了不起聽聽Comfortbly Numb—David Gilmour的solo都給列入百大的第一名了能不聽嗎。更聽不起誤打誤撞買的Final Cut，於焉再沒買過Pink Floyd。

　　後來在獵奇心態的驅使下買了The Wall的DVD，連Dream Theater的Dark Side of the Moon cover專輯都買了。但還是聽不下The Wall。後來，很莫名地生為台灣之子並且長成文藝青年的樣子竟然於焉也對溫羅汀的搖滾據點有點依戀，所以The Wall就這樣給貢上了一個神位，甚至還跟朋友說這牆是取自The Wall因此而吵了場架（這架勢必也是很文藝的，那大概類似一場人生之必然與偶然、因果與目的之間的論辯）。

　　到底什麼年紀的人才聽得下Neil Young或Pink Floyd或者其他花草羅列的老骨灰神位專輯，我不知道。只是最近在夜深之時聽起The Wall，竟然細細看起歌詞並且對其中複雜隱約層次鮮明的人聲樂聲錄製之糟雜社會聲響有了那麼些同感（這在我人生史偶然的角度下看之不過是因為上了研究所多唸點英文而促成的預期或非預期之殖民效應）。這同感在深夜顯得特別孤寂，孤寂不只在於讀書生活，更在於這一切曾特屬於某個時代的動盪與無奈，到了今天卻只能是自以為是特立獨行的追思或者，或者像Gramsci說的文化霸權那樣更加深遂而固著且無可動搖的霸權壓迫。

　　大概就是那樣吧。但特別孤寂的時候聽一聽Pink Floyd，總是可以尋回一種尷尬羞赧實在不好意思的溫暖。然後再寫點廢話，像是我跟張君玫講的那樣：很困乏的時候就寫字、寫一寫起碼能說服自己還是有用的。沒記錯的話當時她告訴我：這也是個辯證的好方法。

研究生

　　我今天去大潤發買了兩手的啤酒、三瓶檸檬口味的七喜、三瓶通寧水。人家說研究生菸酒生。在新竹開始習慣在家念書，因為在家念書可以抽菸，然後再看看冰箱裡的啤酒，好像自己真有那麼點研究生的樣子。

　　把啤酒放進冰箱裡排得整整齊齊地實在很有生活的感覺。很倒錯地，在淡水生活時我從沒有居家感，好好一個房子給我弄得像貸居旅店，生活的範圍從兩房一廳漸縮至一個客廳的範圍，其他地方都荒廢掉了。到了新竹真的成了個房客之後，卻對這所有權上不屬於自己的數坪之地有著無盡的眷戀感。像是在牆上貼上照片、在書架上整齊地擺好書，還挑了桌燈、枕頭套與床單。

　　但或許，更加倒錯的是，就當我視生活之真實如同芭比娃娃家萬物羅列各盡其用微觀宇宙一般精巧細密的時候。是的，就像是那精巧細密的芭比家一樣，它顯得如此空幻虛假如太陽底下再無新事般捕風捉影。為什麼呢，恐怕因為我是個研究生。

　　前些天我遲繳了房租，只因為我忘了。將近午夜的時候我打電話給房東說聲不好意思、剛去匯款了，他客氣地問這麼晚了還在實驗室嗎，我虛應地說是。好像對研究生的想像就是實驗室。但我是個沒實驗室的研究生，有的也不過就是個略顯紊亂但溫馨的研究室，說穿了就是個讀書間。但確實，對於其他學科的研究生我也沒更多的想像，能想像的大概就是一間穿梭白袍之愛因斯塔且插滿試管並時刻有爆炸之虞的人類智識之濃縮據點。

　　我們的研究室、我的書架算得上一間實驗室嗎？就像Latour曾說「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那樣。但大江健三郎他媽說她沒聽過文人學者知識人，只聽過讀書人。

　　就是在這開學一個月的時間裡、在臉書上看著同為研究生的那些人們日夜抱怨文本量之洪水猛獸的時間裡，我才開始漸漸理解讀書大概就是這樣一回事：自我掏空，並且越加真實就越加虛構。一點一點地，或早或晚，也許我們都會面對這樣一個事實：生活之毫無美感就是體現在這我們自以為充滿美感的每一個熬夜苦讀、課堂討論和知識折衝之中。

　　像我這樣的一個人，毫無抱負，更不視現實世界有其真理與自我規律，究竟應該如何在這讀書人之生活中走下去。當然會，因為只要現實生活中有那麼一點點旁人之定奪我就可以重拾那曾幾何時似乎即將熄滅的美感與卑賤。屆時我將重拾一個曖昧甚或虛假的主體。

　　這時候T說我手邊的啤酒顯得無比真實，而同時我顯得如此浪漫。咳，像我這樣的一個人。

水木

pic by Diane Arbus

　　我從來沒喜歡過夏天。而今中秋已過，暑假結束，要開學了。確實我一點也不懷念暑假。夏天沒有尾巴，它最好從未發生。

　　現在的我坐在新竹的家裡，窗外泛白，不遠處有火車壓過鐵軌發出的金屬悶氣聲。二十歲的我從未離開過出生的城市，雖然不過四十多分鐘的車程，但載著行囊家當的我也有種即將要旅居在外的感覺。

　　再過兩個小時我要去上研究所的第一堂課，說不出興奮與否，一夜未睡的腦子僅想著這個暑假究竟發生了些什麼：講過什麼、撞見什麼、戳破什麼、掩飾什麼、虛擬了什麼又謊騙了什麼、創生了什麼又毀滅了什麼。到底是什麼，使得這個夏天又成了一個寧可其胎死腹中也不願見其生成之怪誕的生活變體。

　　我僅僅能想到的是：是我。是我把卑微虛假之主體強加予世界，世界遂回報我以新鮮與驚懼；是我在世界中漫遊時擅將他人視若己出；是我挾嫉羨以縱慾。

　　然後我想到了顧城寫給他將死之妻的話：「我知道此刻正在失去，再過一會兒你將成為永生的幻覺。你還在笑，我對你憤怒起來，我知道世界上有一個你生活著、生長著，比我更真實。」

　　但其實不對，因為我們都不真實。

　　山城是練習；水木是修煉。不得正果。

裂解與復歸

（The Seance, 2011, Andrew Mazorol & Tynan Kerr）

　　我換手機了，閒來無事便一點一滴堆積木般地整理舊手機電話簿。

　　其實，手機號碼如同生活之食之無味自我增生脫胎的各種小物：穿舊的華服、賣場贈品、逐漸了無意義的紀念物、往後可用但多半無用的資訊。這些不斷繁衍的小物勢必逐步侵略霸佔你的生活，像是房間的暗角也像數位的記憶體，你甚至無法知覺其真實存在。一直要到你發現世界的容量已經被佔滿並拖垮你的運算速度，你才回往幽 黯的腦海記憶中逐步搜尋、檢視、刪除或複製這些。

　　手機號碼就是這樣。而「毛」這個名字就是在這搜尋檢視刪除與複製的過程中，靈光乍現地從我的腦容量中彷若不死鳥一般浴火重生的。

　　毛是我的重考班同學，全班視其為怪咖，但我卻如同鬧劇中被手鐐繫縛於某個冤家般因緣巧合且不得不地跟他走在一起：一起看公佈欄上極度無聊的家庭副刊，一起如逃火一般從十多樓的防火樓梯間邊抽著菸邊往下竄逃，一起買南陽街中無可發現卻神秘地被我倆召喚現身的包子店。起初不自在，但後來這怪咖確實是我重考生活唯一記得臉孔並留下電話號碼的一個。

　　毛是個怪咖，操持著一口連他生長於台灣的父親都遺忘的浙江腔。那腔調是他自己去跟祖母學來的。他會用那無可辨識其真偽的口音學蔣中正說話，還會自賦創意地摻點英文單字，聽起來像個發出奇詭聲響而令人驚異的生物。

　　毛重考第二次了，他說自己以前是北聯還是省聯的榜首，還會怪腔怪調地跟我用髒話痛罵自己竟然輸了某某人兩三分。他真的很會考試，我們重考那年結束後他如同前一年一樣考上了台大法律。據他說第一次重考是因為心情不好不想考了才重考，第二次也是一樣。我問他怎麼心情不好，他說情傷，我敷衍地說隨遇而安就好，他歪頭歪腦怪腔怪調同時卻又審慎認真地回我：「maybe吧。」像隻斜眼痴呆卻有澄澈眼眸的怪鳥。

　　maybe吧，這幾乎成了我對毛最後的印象。像個蹩腳的ABC，又像時光錯位的蔣中正，更像是青春期慾求不滿而急於表現出某種事故與老態的聯考少年。

　　我還是把毛的號碼給刪了，但那句「maybe吧」卻在近日魚人魅惑似地在我腦海裡不斷傳唱。他告訴我的是這樣：過去的我跟今天的我沒什麼不同，一樣青春一樣躁進一樣披掛老成一樣慾求不滿。

　　手機號碼刪了之後，我不可抑制地懷念起跟毛在骯髒南陽街裡穿街過巷的日子。那段日子裡，裂解的都是自我，復歸的都是失去。

Lita Cabellut － painting and poem

（Amor de Angeles, 2009, Lita Cabullet）

You
I paint you on the edges of sharpened knives
In the trapeze swings
where balance is a duel
between death and bravery.
In the theaters
where they applaud with the soles of their feet,
our hands are tied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We don’t reach what we see
we don’t touch what we desire,
possessively
I paint you
with your mouth shut tight
and your nose wide like a bull
breathing bravery
and holding in tenderness
a shout that scares the brightness of the colors.
Sometimes I paint you
with pain of anguish
and without forgiving I leave you
with the indigos and violets
I close the door
I go out
searching for another color
I return
in the same
with the contrast
between
death
and you,

my life

社會學的想像

人們極需的，以及他們自覺有需要的，乃是一種能夠幫助他們運用資訊和發展理智的能力，以使他們清晰扼要地了解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們自己又將成為什麼樣的人。我要提倡的就是這種能力⋯一種心智特質，或許，可以稱為「社會學的想像」。

—C. Wright Mills

　　文字的本身有一種美感經驗。人文科學裡許多的概念，像是除魅、靈光、卑賤體、意符與意指、符號界與實在界、身體的解剖—政治學，某些時候這些概念可以超越嚴格定義的範疇而成為一種情境式的召喚力，一種詩學賦予，一種想像力的誘發。

　　C. Wright Mills在半個世紀前寫下了「社會學的想像」這樣一個充滿美感韻味的字眼。大概泰半的社會系學生，即便沒看過書，都曾經在課堂上、耳語間、教課書裡聽過看過這樣的定義：「社會學的想像是一種將個人煩惱扣連至公共議題的能力」。

　　不可否認地，我是抱著個人煩惱而重考並進入東吳社會的。當我在社會學裡發現某些更大的世界在我之上、背後、腦波血液裡竄流時，我也與有榮焉地被拉進某個類似於宇宙一般亙古存在但又神祕未知的範疇，其後欣喜且貪婪地在其中尋找更多自我的形象。同時我知道，作為僅能活這麼一次的每一個我們，在概念與概念、論述與論述、現象與現象間彼此奔流串連時，每一個自我總是揮灑著想像力以經歷自我的膨脹、翻轉、證成與毀滅。

　　Mills寫了一整本書討論他想介紹給大家的概念，但許多時候卻淪為一個精簡的定義。精簡的定義或許比起整本書更有一股魔力，使得抱起思潮文本的我們成為承接啟示神諭的命定者，這命定者註定要從自我出發以扭轉一整個時代。這個精簡的定義，對我而言遂成為這個學科的光榮與可恥。

　　沒有意外的話我就要畢業了，今天去學校考了這學期的最後一科期末考。離開校園前，四年來片片斷斷的回憶並不如跑馬燈，只是如同一斷簡殘篇般在我盡力地倒轉回想中才佈滿雜訊地顯影出來。在那些稀薄的影像裡，我想起張君玫曾經說過的「讀這些東西最要緊的是想像力」，她沒說「社會學的想像」也沒說出那個精簡的定義，只說了想像力。

　　要畢業了，前兩個禮拜跟朋友在空教室裡畫黑板，我在上面畫了大大的「Sociological Imagination」，這概念或許再好不過地成為一個官方slogan。作為一個不朽的記號，這個slogan就像所有人類集體生活的標籤，莊嚴又可笑、崇高又卑下。

　　都四年過了我還是這樣，總是對我的所處、所有、所是既愛且恨、既擁抱又鄙棄。

系統與夢境

　　上台報告前，我的同學才發現筆電壞了，檔案開不了。再半個多小時就要上台了卻搞出這種狀況，同學急瘋了，怎麼試都沒辦法把電腦打開。那只小巧的方形盒子就像是電影裡載著導彈晶片的精密保險箱，怎樣無堅不摧的力量都開不了。同學很急，急到使勁地用雙手把筆電一砸－那畫面好像摩西從西乃山上下來卻在眾人前高舉雙手把那神聖誡碑給一股砸下，然而誡碑毫髮無傷，只是在微光下隱隱閃映著神秘的誡文。人的焦慮激昂與隱隱月光反照在某物上的寧靜共構了一個無趣笑話打破冷場的古怪又和諧的場景。

　　後來同學一急之下就帶著隨身碟衝回家了，臨走前我跟他對上了眼，只能略帶緩和與慎重地要他路上小心。

　　唸了三年淡江資工的我對電腦仍然不甚熟悉，但有朋友聽這背景之後還是會帶著電腦來要我幫忙解決。那些問題不外乎網頁開不了、檔案消失、中毒、自動關機。之類的問題其實我多半解決不了，無奈之下只能要他們重灌作業系統，然後再三告誡他們要保持好的電腦使用習慣。

　　國中時家裡買了第一台個人電腦，那時候我第一次地進入這現代生活之數據－顯示卡、記憶體、CPU－的追逐遊戲裡。起初是為了滿足需求，一段時間之後才發現量化效能的本身有一股魔力，順著這股魔力，慢慢也開始感受到系統本身的完備與整全竟如此地叫人愜意。全家共用的那台電腦開始出現了一些只有我能理解運用的神奇但在家人眼中其實無用的小程式，也就是這樣，共用的電腦逐漸變得我才有能力作全局的操控，到最後這台電腦成了只有我擁有魔力鑰匙以進入之的秘密房間，於焉我擁了一顆墨菲的大腦並隨之掉進了笛卡兒的詛咒裡。

　　高中時我有了自己的房間，就像是象牙筷子的故事一樣這房間以我的電腦（新的另一台完完全全屬於我的個人電腦）為中心催逼著我布置它、打理它、將它變得完善且整齊。我買了一組新喇叭並接上我的隨身聽，在書櫃中擺上一點偶像唱片和金庸全集，床頭要有溫暖夜燈，電腦桌上又有整套的印表機、掃瞄機和全新的一大包影印紙，接著是數位相機、學程式語言、買電腦雜誌。但這房間帶給我的享受絕非打理過程中的發現，而是打理完成之後什麼也不做地身處其中。在這種什麼也不做之中我享受著一種生活之完成品的精品氛圍，也就是那個時候我才開始發現自己是一個物欲很重的人。

　　進大學念資工之後我繼續保持著這樣的秩序，電腦桌上的墨菲之腦如同核心電波塔一般施以我整個生活笛卡兒的詛咒，生活像是魔法魅惑般把我定格在搖搖欲墜的山巔如同摩西等著承接誡碑。但這樣的生活到了重考時都變了，進了社會系之後，也不知道是不是人文學科特有的對秩序的敵視使得我的生活不再那樣整齊化一，但在這樣略顯無秩序的生活裡，我還維持著我的電腦。

　　就像是我老跟抱著電腦來求助的朋友說的那樣：要保持好的使用習慣、定期重灌系統。我的電腦保持著完全如同過往一般的整齊，對硬體設備的慾望漸淡，但我還是做仔細的資料歸檔、精簡系統、搜尋方便適切的程式並隨之培養一套自己使用的方式，重要的是半年重灌一次以維持這龐雜系統中沒有多餘的我不可理解操控的資料。

　　很奇妙地，我的生活還是擺脫不了一種理性真空的、如同漫畫空白背景一般的清晰生活。並且我知道，這生活的核心還是那台電腦，而作為肉身的我也還是在山巔上搖晃。每當電腦失去控制我的生活就隨之失去控制，無論是以前我科技精品無塵埃的高中房間，還是現在我落滿書和唱片和灰塵的大學房間，彼此都圍繞著既是我生活內核又是我生活突觸的電腦、檔案、資訊與連結網絡。電腦對我顯得既必需又恐怖，必需在於其整全與便利，恐怖在於電腦本身也精密複雜而搖搖欲墜。

　　每當我想起高中時房間裡最叫我自豪的那台電腦，或者當我看著今天躺在混亂房間裡的筆電，我就不禁想起小時候長年反覆的一個夢境：這個夢境由一堆陰冷破洞汁液流淌且錯綜複雜的線路構成，宛若黑色光纖，或者也像電路板與晶體，更像是我腦內神經與身體管線，其間佈滿日日穿梭往返的數位電流。它們那樣完滿且充滿秩序地維持著我整個生活，但也因為這樣，只要有那麼一絲一毫的差錯，一點一滴的無奈與怠惰，這真實生活就會整個被其顛倒過來並顯得無比虛擬寂寥。

　　這是不被允許的，就像是電腦一出問題我就會極盡可能且失去控制地想要修復它一般。儘管生活至今我有幸能維繫住我搖搖欲墜的生活並藉此相信我的墨菲之腦為真，卻也不得不日日惶恐於任何一點可能的突發的差錯。也就是這樣的心情，當我想起我抓狂的同學時竟然能同理於他崩潰邊緣的心境。然而，墨菲之腦其實是很脆弱的，不論是作為形而上或形而下。同學摔電腦那天之後，某一次再見到他時他說：「我的電腦上次被我一摔之後就死掉了，不過別緊張，我今天有帶我的iPad。」

　　那瞬間我忽然又覺得電腦是很美好的發明了：作為形而上它是我們理性生活的中樞，作為形而下我們可以無數次地替換它－再製，甚或創生另一個存有。

駱以軍與我

　　我只在永康街的黑潮見過駱以軍一次，透過一點簡短的形象條件：禿髮、胖、菸不離手且焦慮地只抽三兩口就重點一根。那時候他坐在黑潮的院子裡，用極緩慢的速度寫字，好像要把鋼筆水墨刻進白紙裡面一般。他抽的菸比寫的字還多。

　　其實我沒看過駱以軍的書，那些鼎鼎有名的《紅字團》、《妻夢狗》、《降生十二星座》、《西夏旅館》不僅沒讀過，甚至連將其從書局架上拿起來翻翻都沒有過。要不是我認識了一個痴迷於他的朋友，那麼我恐怕連這些書名都說不出來。

　　然而，過去幾年來我看了不少駱以軍的文章。我還是沒看過那些書，但日復一日地，我總會在家裡樓下的早餐店裡，看著店家從漫畫店回收而來的過期壹週刊中的散文專欄。據朋友說駱以軍寫這專欄是賺稿費過生活用的，我也不知道那大概是怎樣的一筆錢，但這些專欄看久了也不禁佩服起壹週刊願意花這樣一筆錢以供這些寫手貼補生活。

　　看了駱以軍的散文一段時間，在我的想像中也建立一條奇妙的連結：壹週刊一個禮拜出一本但早餐店更新的速度太慢，我的進度總是落後了兩個月到半年不等。每每看完新的文章後再翻回封面看一下時間，才發現這些內容恐怕已經是數十上百天之前了。對於駱以軍的閱讀經驗、或者我那與駱以軍的想像連結，總是一條類似倒退嚕的時空孔道，又當駱以軍在文中寫起他幼時的、青莽的甚或未知的過往記憶時，我的時間序列就更加地飄移以致於迷失在時空孔道的某處。

　　很奇妙地，駱以軍的一言一詞都像是從我背後發聲的低語，就如同我那痴迷於駱以軍的朋友也已經在我生活中消失好幾年了。

　　最後一次跟朋友見面的時候他說他那段時間跟駱以軍很熟，從此之後，每一次看駱以軍的文章便多了一點新發現，也許看到駱以軍用著特屬於朋友的口頭禪、也許從駱以軍的生活瑣碎中想像他與朋友的來往。某一回駱以軍寫起算命，我便想起朋友曾說他懂紫薇，還說要把我的命盤拿給他看一看。總之，又很奇妙地，想像中我、駱以軍、消失的朋友之間彼此串成一架三角連結，類似某個化學模型一般最終凝固成一個小星球。坐在早餐店裡的我是星球的主角，他們倆則是布景，就像小王子與他的玫瑰花和狐狸一樣。

　　駱以軍八成不知道世界的某個角落有個讀者如我一般想像他，或者說每一個公眾人物都無法想像他的觀眾如何以其生命歷程的每個瑣碎去建立與他的連結。但也如同駱以軍的文字一般，這眾多的連結是一個個相互內外包裹、平行交錯、折衝碰撞的故事。我們可以從故事中突圍－就像我的朋友終於認識了他人生故事之外的另一個主人翁駱以軍；也可以在故事中徘徊－就像是不斷在早餐店追趕駱以軍的我。這些突圍、徘徊、停駐與掙脫如此奇幻，也難怪我們需要駱以軍這樣的書寫者，也難怪我們需要壹週刊這樣的爆料者。

　　今天我吃完早餐出來，忽然想起駱以軍在黑潮院子裡刻字的肥碩身影，再想一想，也許他那時候刻著的就是今天早上我看的文章吧。

天相作命

（pic by Marcin Stawiarz）

　　曾經有一位漫畫家用圖像描摹過這樣一個情境：在一個陽光灑滿的午後一群小孩在巷弄間嬉戲奔跑，巷弄的盡頭是一座矗立山頭的城堡。但才一眨眼的時間，其中一個落後的孩子頭一回卻發現已然黃昏。當他凝視著背後消逝黯淡的街景時，腦後傳來孩童銀鈴般的稚音，喊著：「再不快一點就來不及囉！」孩子頭再一回，只見眼前全黑，視線的正中間那座城堡越發地縮小但持續放著唯一的光芒。孩子試圖前進，但通往城堡的階梯空無一人，他越想靠近就越趨遙遠。當他累得趴下來時，才發現這條崎嶇不平的階梯其實是以無數的頭顱、殘肢、屍塊與骨骸堆砌而成。

　　漫畫家畫的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情景。算命的說我是天相作命，宰相命，生來輔佐人的。而每當我跟兩個死黨胡扯瞎鬧起來，我就想起那幅圖像和算命的話：我是骨不是將，哪怕是特別大的那塊。

　　有一回跟朋友吃飯，吃完飯回家的路上，我跟T說：「他們可以去死了，不需要活一輩子。」T沒說話，車上的空氣顯得凝重。我也不知道當我講起這句話時是怎樣的表情，也許偏激以致歪斜，或者漠然以致死沈。也就是這樣的表情之下，我想起我的兩個死黨，彷彿要我現下死去以鋪成那白骨階梯也甘願。

　　然而很悲慘地，也就是這樣的時候我發現我不會是骨，也不會是將。回家的路上車子裡緩緩響著空調的運轉聲從外頭送著廢氣進來，廢氣的味道再真實不過地讓我知道，在這樣的都市裡，我的生活一點也不悲慘，若要說它有何悲慘的話，其悲慘在於這生活真實得如同每一個人的生活：拾荒者的生活、娼妓的生活、病患的生活，或者富豪的生活、領導者的生活、逐夢者的生活。

　　這真實生活所告示我的是這樣：我們不是骨也不是將，我們只是永遠落後的那一個孩子。我們來不及，打從出生那一剎那就來不及了。因為這生活如此真實，更因為，我們只能活這麼一次哪。誰也不願、不敢、不會死，在這世界終結之前。

考試生活

（pic by Martin Kippenberger）

　　我從來都極度厭惡升學考與補習班。不敢說是為了什麼資本主義結構的不義，許多時候只是單純地痛恨在南陽街的羊腸小徑裡一面穿街過巷一面想像著一兩百個日子後自己將證成或扭轉過去的整個人生。

　　不過生為台灣之子，我終究渡過了高中聯考、兩次大學聯考還有一次研究所考試；生為一個中產階級第三代，我的補習經驗從國中開始，然後高中、大學重考再到研究所考試未曾停歇。是的，如同每個活在現代台灣的我們，我們熟知考試就是這樣：幾家歡喜幾家愁。但到了都考過四次升學考的今天，我還是不斷好奇一個問題：我們到底在喜什麼又愁什麼？

　　其實無論是喜或愁，某些時候其中的脈絡單純得可以。啟蒙蘊含了一種傾向甚或慾望，叫我們剝除各種不可共量之經驗。這種對量化的渴望滲透進每日生活的關節與細胞之中，所以連歌唱這種不可能碎裂化約為分貝、音高、節奏的整體表演，我們都希望透過星光大道（或者早一點的五燈獎）去剝除它、抓奪它、佔有它。每每看著小胖說「加油好嗎」、「很殘酷地我們得把你淘汰」，接著演唱者欣喜尖叫或落下淚珠，我就驚異於這個世界的喜與愁其實共享著一種悲慘的邏輯。這個邏輯叫我們肯定自己或者否定自己，但無論是肯定或否定，所謂的「我們」其實模糊得可以，以致於與我們共存的所有人事物都模糊不堪。

　　社會學對我目前最大的意義、同時也是最大的悲哀的，即在於它幫助、或者逼迫我思考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生活在這悲慘世界中的我們有沒有一種既高傲又謙卑的生活方式。然而，引一句我很不想引的話：「我們終究都流著啟蒙之血，哪怕是惡血。」是的，當那啟蒙所欲求的徵兆物－成績、銷售量、發展指數－降臨之時，作為成功者或失敗者的我們，誰不急急忙忙地粉墨登場。我們高傲如所有個人主義的自私，也謙卑如學術行話可能有的全部虛偽。

　　當才疏學淺的我們一股勁地批判結構或主體性，那其實如同擁抱啟蒙確證的每一個汲汲營營、自私且虛偽的業務、演員、菜販、工人、模特兒、政客、司機、富商以及考生。而作為考生的我們，淺台詞也不過是這樣：我們考完了一場試，不趕快張揚點什麼豈不是太對不起自己了。

　　最後再引一句北島的話：「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我只想做一個人。」

人就像房子

　　爺上禮拜走了。民國六年生，九十四歲。走得很安穩，爸說「爺睡了」，像是聖經裡講的那樣。

　　今天是爺火化的日子。一大早我就醒了，想再多躺一下都無法入睡。前往殯儀館的路上我異常平靜，或者說，這一個禮拜來除了爺走的當天，家人們其實都平平靜靜地。處理葬儀事務的是一位弟兄，我們一夥人都很平靜，而這種平靜在喧喧鬧鬧的殯儀館區裡總有那麼一丁點的不合時宜。

　　爺送進去準備火化之後，我們就去吃中飯了。趕著時間回到殯儀館，我停好車後一路上媽就打電話催著我快點、要撿骨灰。其實我不大明白基督徒要不要撿骨灰，甚至我到撿骨室之後，還要等幫忙的弟兄拍照（留念或存證？）才能撿。

　　爺的骨灰一大盤擺在我面前的小桌上。他們說，爺骨頭上那些鮮綠或粉紅的色澤是長期吃藥造成的；他們說，骨頭要由下往上撿，如同人腳下頭上。我瞪著這堆白骨好久，想著待會弟兄拿著相機來我就要撿了，我要撿哪塊呢？這一塊好像是爺的脊椎、那一塊像是爺的齒顎，還有無數或扁平、或薄尖、或蜂巢狀的大骨塊。我拿著大筷子隨便撿了一塊，阿姨在旁邊特地告誡我別挑，那種感覺好像從小媽就說在盤子裡挑菜爺是一定要罵的。

　　後來爺的骨灰被全數放進了骨灰罈裡，彷彿那小小的罈子裡有一整個完整的軀體，像是撿骨要從下往上、如同人的腳下頭上。那簡直就像一種顛倒的解剖學，或者是一種去蕪存菁的建築學，而這種建築學所打造的是一個生命。不管是還活著的在地上的生命，還是燒盡肉身在天上安睡的生命，這個被打造出來的生命總是未知的，這種未知就像Weber筆下的新教徒一樣：他們被允諾了一種惶惶不安的生活，但千萬不要哀傷、恐懼或者失去盼望，要在知與未知的曖昧中相信。

　　聖經裡人是用塵土捏揉創造的；精神分析裡房子是潛意識儲藏庫的隱喻。我捧著爺的骨灰罈，像是捧著一棟新造而成的小房子。走出撿骨室，忽地很想打噴嚏，可能是吸了點骨灰吧。

　　其實，基督徒是很世俗的－無論是戒律的世俗還是反戒律的世俗。即便這種世俗是建立在信仰中清晰絕對的神聖之上，作為這惶惶不安的真實生活之承載者的我們，仍然是很世俗的。

（十四）

　　自從男人與女人察覺了信念之不可信任之後，他們不再那麼愛看電影了。他們還是瞪著螢光幕，但不是電影，是節目。他們要看有血有肉的真人真事。

　　這是個極黑色的晚上，男人與女人窩在沙發上，瞪著那光芒放送的螢幕。

　　電視正播放著一個名為「XX偶像秀」的節目。這是一個藝能人甄選的競賽節目。但不同於其他類似性質的節目，這個偶像秀似乎只在半夜播出，在如同今夜一般極黑色的晚上播出。

　　節目舞台是一塊簡單高於地面約二十公分的木頭層板，後頭是一塊深不見邊緣的黑色布幔，布幔上掛著一個類似太陽形狀的招牌，上面寫了「XX偶像秀」的名字。舞台旁邊大約兩公尺的距離是評審席，類似記者會上披了粗劣絨毛的折疊長桌。桌面上放了三罐包裝飲用水，還有麥克筆寫上的名牌，還有一疊不知可以記上什麼本子，評審們總振筆疾書於其上又畫又寫。

　　我們從未看過這個簡陋的偶像秀，整個空間約莫十坪，被包裹在類似後台光澤的布幔之中。空間的光源除了那太陽形狀的招牌放射出的五顏六色之外，僅有黃色的投射燈。麥克風的線路蜿蜒了滿地，隨處都可以聽見器材擦撞的聲響。這裡像是一個工具間與雜物櫃，而那個太陽招牌像極了巡迴演出後棄之不顧的馬戲團廣告看板。

　　這仍然是個極黑色的晚上，男人與女人窩在沙發上、電視前，房間裡沒有燈光。電視屏幕發散著那太陽招牌的妖嬈色彩，好像馬戲團離去之後，那個被遺棄的看板心有不干而午夜還魂、以幽浮的姿態在黝黯大街上巡視。

　　「我小時候看過類似的節目。但其實是一部電影……」男人說道。

　　「不是不講電影了嗎？」女人打斷了他。

　　「不，你聽我講，它們真的很像。那部電影講著一群天生畸形的人，也許被遺棄或驅逐，最後又被收容或捕獲於一個馬戲團之中。馬戲團帶著這一群人，四處巡迴演出。這其實是一場怪物秀，有的人背著巨大的駝背並且其上充滿流汁的肉瘤，有的人則是因為不合理地瘦高而時常跌倒而滿是傷痕，還有貌似平凡但有三根又長又滑且長勾刺的舌頭……」

　　「那這群怪物要幹嘛，這部電影除了滿足噁心的獵奇心理之外還要幹嘛？」

　　「他們想逃跑。」

　　「逃跑很好想像。」

　　「但問題是，他們為了逃跑而組織起來，卻在組織中開始意見紛亂。最後變成一場混戰，這群怪物用著類似特異功能一般的想像力以利用自己的畸形，一面攻擊彼此，另一面又藉以逃脫馬戲團。」

　　「他們逃出去了嗎？」

　　「沒有，他們全都死了。他們死法的綜合類似一種巫術，各自施展的巫術在交相鬥法中失去控制，全部都死了。」

　　男人與女人聊天的同時，偶像秀已經替換了四五個選手。每個選手的表演時間約莫兩分鐘。兩分鐘而已，連一首歌都唱不完，而唱不完的歌曲又不斷在忘詞、尷尬與訕笑中停擺。選手們往往才唱了一分鐘，就在評審的譏笑中停下來，然後央求著說自己還有才藝表演。有的人會戴上準備好的整人玩具，或者變裝的眼鏡，要不然講個笑話，或者發呆個幾秒後說他忘記了。

　　三位評審中，第一個是一位B咖諧星，只是作為評審他相當嚴肅，諧星特質僅表現在他對選手的譏諷中；第二個是一位無名氏，不講話也不顯演，他坐在那邊就「只是在那邊」，像個多餘不當但又不可刪去的註腳；最後一個是一位打造模特兒的女經紀人，氣質高雅但又不時地露出某種早年歌舞秀的粗鄙笑容，像個身段標緻的老鴇。

　　「所以你覺得，我們眼前這場偶像秀也如同一場竄逃與廝殺，而這些人既依賴彼此又痛恨彼此，他們各自有一點籌碼，但這些籌碼的總和所招來的是全體的毀滅嗎？」女人問。

　　「沒錯，他們都是怪物，這是一場關於畸離人與犯罪者的逃亡宴會。」

　　「那你有沒有想過，怪物秀與偶像秀之間其實有個重大的差異。那就是，怪物秀是你童年幻想的童話，一個黑暗的奇想小故事，它是假的；而偶像秀卻是真的，它是一種市場的產物，一種推銷，哪怕是拙劣的推銷。」

　　「是啊。」

　　「那很遺憾地，你似乎沒體認到我們之前所說的：現實世界是沒有美感的。而當我們坐在這看一場偶像秀，你腦裡想的仍然是那些自以為是的美感。你以為一個噁心的怪物故事可以拯救你面前的爛節目，像是賦予一些美感，一些黑色的骯髒的擠破膿包的誘惑一般的美感。」女人笑著說。

　　「那也許我是個很天真的人。」男人傻楞地笑著說。

　　就在這時候，B咖評審嚴肅地評論完一個選手，接著面色一轉笑著說：你知道嗎？其實你很適合進入演藝圈！因為我們沒看過這麼醜的諧星！你可以當一隻幽默的豬！

　　選手困窘地站在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旁，無名氏評審想要抬頭卻又好像不敢，手上的筆記本在他狂亂的筆劃下發出撕裂的劈哩聲響；另一邊，女評審用著溫柔精緻的微笑雙眼看著選手，好像這名選手是她殘缺而溫馴的孩子。

　　在這個極黑色的晚上，在螢光幕綻放的妖異太陽前，男人慶幸著自己的天真，女人笑看著節目。

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

（pic by Rodney Smith）

　　情人節傍晚在多鬆遇到桃。我趕時間，只跟她聊了一根菸的時間。跟她半年沒見，這樣短的時間僅能互通點近況。離開前我跟她說我被老師討厭了，她笑著說我這種人哪有可能會惹老師喜歡。我笑楞楞地，後來就走了。

　　跟桃見面從來就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情。我跟桃的交集不多、相處不多、對話也不多，但跟她見面總是有一種厚重的質量落在腦袋上的沈甸甸的感覺。

　　當桃笑著說「老師不可能會喜歡你這種人」的時候，她究竟在想什麼呢？她知道老師為什麼不喜歡我嗎？她知道我在老師面前是如何表現的嗎？她知道我的形象、生活以及各種超出她眼前之外的可能性嗎？難道，桃傳達的不是一種隨處可見的庸俗的社交會話嗎？

　　我想起剛唸書的時候，有過一段時間我極力地想要告訴曉昀社會學有多打動我。可能同樣是在多鬆，我張牙舞爪地試圖告訴她一些概念：界線、群體、舞台、自我表演。就在我興奮過度地講完之後，她只是冷冷地說：「彭昱，我不懂社會學。我只懂小說。」

　　當我跟桃講起老師的時候，我講的無疑地是社會學的老師。桃懂社會學嗎？她不懂，那她如何認定「一個（社會學）老師不會喜歡我」。

　　又有一回，同樣在多鬆我遇到桃。那個時候我手邊正在看《規訓與懲罰》，我跟她說這本書很好看，有機會她一定要看一看。後來，在我打瞌睡的時候桃悄悄地離開了。醒來時發現她在我的書裡夾了張紙條，寫著：「我會去找來看的」。

　　桃後來有去買嗎？我不知道，買的話她會看完嗎？看完的話她會比較理解我都在看什麼、想什麼、觀察什麼嗎？我一點也不知道，並且也再沒提過這個話題。

　　曉昀呢？曉昀是個作家，最後跟她聯絡那段時間，我所知道的她過著極密閉的書寫生活，並在其中享受著壓榨想像力與情感的自我極限挑戰。她說她一點也不懂社會學，只懂寫小說。

　　曉昀講起這些的時候表情冷酷得像是我與她之間有不可跨越的陌生距離，像是村上春樹的那本書名一樣：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我和她之間完蛋了，她再也不願理解我的生活，就像我不可能再次理解她一樣。我們交集的世界就要崩解，兩相瞭望的境地有著封閉冰冷的界線。

　　這又是為什麼呢？也許是因為我初讀社會學就試圖將其作為武器以討伐我的生活、討伐我所犯下的生活世界中各種庸俗的誤解與背叛、討伐我生活中所意外發生的各種人與人間情感衝突的愚蠢。但又為什麼，如果我所觸怒曉昀的是這種真實生活的瑣碎的話，又為什麼她特別跟我說「我只懂寫小說」呢？

　　也許曉昀試圖告訴我一件事情，那就是科學與美學的不可共量。或者不是不可共量，是相互抵抗。

　　那麼講回來，桃又是如何理解我的呢？我還是不知道，但當桃那樣說的時候，我莫名地想起：在桃的眼裡我從來不是個溫暖的人，一直到好多年之後，有一回她突然說我很溫暖。

　　是啊，桃忽然覺得我很溫暖了，就像她曾經覺得我一點也不溫暖那樣，她找到了一個界定我的方式。於是我感激起桃，忽地覺得她也如此溫暖。畢竟這些界定，在我身上從來就充滿疑問，但由她而下的界定，我卻總是莫名其妙且打從心底地欣然接受。

　　然而，除此之外，像是曉昀那張表情及其帶給我的困擾，至今都沒有了結過。社會學是科學嗎？科學與美學真的相抗嗎？我該向科學還是美學俯首呢？還是，這些問題一點意義也沒有，有的只是曉昀她冷冰冰的臉，有的只是我們彼此的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

subject & other

SUBJECT,
subjects everywhere.

OTHER,
others everyw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