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受訪者問題多過訪問者的訪談。由於我是一個人進行訪談的，過程中陳志柔教授對我的生活、習慣、家庭、態度有許多問號。教授的態度輕鬆自在，並且為我個人做了許多求學路程的建議。一個半小時的對話，陳志柔教授與我類似長輩與晚輩的聊天而非正式的訪談，所以在這份報告中，我試圖用白描的方式，把整場訪談中，可以對所有同學們而非只是對我個人比較有意義的部分連貫起來。
多看英文，多看書，多接觸生活
開頭的時候 陳志柔 教授問我平常看不看小說，接著問我自己寫不寫小說，或者問我平常有什麼興趣。我跟他說我喜歡米蘭‧昆德拉、聽搖滾樂，也曾經自己寫過點小說。
陳志柔 教授說喜歡看小說就多看、愛聽音樂就多聽，要多念英文，英文是必要的工具。一個研究者的興趣，或者說關懷，其建立許多時候來自於過往生活的經驗與慣習。如果把個人的經驗世界看做有限的孤島，那書本、電影、音樂，都是連結到其他個人經驗世界的方式。而研究議題的關懷，就在個人經驗的逐漸擴充中增長。
興趣在哪？
延續著這樣的對話， 陳志柔 教授問我接觸社會學到今天，整個社會學領域中比較有興趣的部分在哪。然而這對我來說是個很難回答的題目。
剛開始念社會學的時候，應該是讀Bauman的〈社會學動動腦〉，在裡面看到了Bauman引用Goffman的劇場理論。Goffman把流質而模糊的人類活動化約在框架之中，這對我來說是很有趣的一個論述。後來又讀了一點文章，像是吉爾茲的〈巴里島鬥雞賽之為戲劇活動〉，或者羅蘭巴特的〈摔角的世界〉，於是符號互動論或者社會心理學「似乎」成為我關注的興趣。一直到後來讀了 藍佩嘉 教授的〈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 藍佩嘉 教授引用Goffman的劇場理論描繪菲律賓家務移工多層次的前台後台的心境矛盾。在看過這篇文章之前，劇場理論給我的印象就是純粹的有趣，然而在看過 藍佩嘉 教授的文章之後，劇場理論與經驗世界結合出的樣貌卻只有一種深刻的辛酸。
我跟 陳志柔 教授講了這些，大致上我要告訴他的是：「因為在理論與經驗現象間存在這種不確定性，所以還只是在校園內抱著書本念過一點社會學的我，無法回答社會學領域中我真正的興趣在哪。」如此的回答引導我們的對話進入下一段。理論與經驗現象
我跟 陳志柔 教授說，偶爾在網路上看一些社會學出身的學長姐的文章，或者聽一些老師在台上講的話，他們可能會說「我們是做理論的」。也看過一些學長姐的論文，大致上他們選擇了用某種理論去解釋一個經驗現象，然而論文的終點可能我只得到一個結論：「這個經驗現象我們可以用某某理論來解釋」，如此而已。 陳志柔 教授的回答很簡短，他說理論提供我們的是一個窗口，然而真正的理解還是在經驗之中，也就是理論可以提供理解經驗現象的機會，卻不是挪用經驗現象去驗證理論。
田野的衝擊
於是我問了 陳志柔 教授：「教授您在學校裡待了七八年的時間，過程中一定也參與過一些研究，但是在博士班畢業之後您去了閩南蘇南做田野。第一次開始自己的田野調查，請問您有什麼樣的衝擊？」教授說衝擊是不多的，只是面對不同的生活文化你要處理很多事情。他說每個人的經歷不同，的確有些人在研究的時候，會得到如同內在召喚一般的靈感，然後找到切入研究的方向，只是無論如何，這些神奇的預示終究都來自於研究者過去所累積的生活經驗以及知識存量。
走入田野
陳志柔 教授反問我：「你是基督徒嘛，如果今天要你做一個研究，去大陸研究當地基督徒的傳教與擴展，你有興趣嗎？」我簡略地說好像滿好玩的。教授繼續說：「如果你親身進入這個研究，那也未必你就做得完。只是，例如基督教在大陸地區的勢力擴展，他是一個現象，而且這個現象也有其敏感度，他未必反共，但是必然牽涉到地方組織與政府的緊張關係，而且這個現象在往後應該只會擴增不會減少，而且在這個現象中的確有他敏感有趣的地方。」
陳志柔 教授對我的反問中，我最留意的是他說的「也未必做得完」。 陳志柔 教授在閩南地區做關於農村財產權制度變遷的研究，而他的問題意識是在進入田野之後才開始成形的。像是他在閩南農村的私營企業家開著自己買的TOYOTA，在蘇南看到的是村辦企業廠長坐著集體配發的、有司機駕駛的VOLKSWAGEN。如此他才開始好奇在這兩個地方，其間地方性的非正式制度如何與官方的正式制度互相牽扯出不一樣的經濟型態。然而這樣的觀察與體悟是在走入田野之後才開始的，也許理論與經驗之間的距離就在踏入田野的瞬間開始消減，在那之前，我們很可能無法預設一個研究的進程甚至終點。社會學的意義
訪談的過程中， 陳志柔 教授對我提出的問題遠多於我的提問，在一個半小時談話的最後，我提出了唯一一個正式的提問：「對教授來說社會學的意義是什麼？」 陳志柔 教授回答：「社會學知識對於研究者的意義是一份很個人的詮釋。」
剛接觸社會學的時候，「社會學能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學習社會學有什麼作用於社會中的實質意義？」一直是我心裡的問號。在知識論述與實踐當中，究竟有怎樣的隔閡距離？如果社會學只存在於象牙塔中的自我對話，那學術工作，以及學習並參與這份知識體系的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將自我定位於社會之中？如果說社會主義的革命是知識參與社會變遷最劇烈的例證之一，那在今日一片「社會主義滅亡」的說法中，也許我該把這樣的問題，如同 陳志柔 教授說的，將其轉化成一種私密而主觀的詮釋意義。於是乎，社會學的意義成為諸神並競的價值，停留在參與這個知識體系的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而我為自己解答「社會學有什麼意義？」的過程，就成為了如同蒐集物品一般，不斷竊取這個體系中，存在於每一個人心中的那一份自我解答。如此我才能理解，在這些眾說紛紜的答案中，我的答案是什麼。
陳志柔 教授笑著臉繼續說：「做學術並沒有比較高尚，在普遍功利的台灣社會中，恐怕也沒有比賺錢更高尚的了。做學術也不過就是一群人規劃了一些制度，聚在一起做一些事情，然後彼此很開心。」當然，這樣的回答我們可以單純地理解成「學術工作是我的興趣」。然而， 陳志柔 教授的學生時代積極參與學術運動，博士論文的田野研究中親身踏入蘇南與閩南的農村，我們甚至可以說 陳志柔 教授不只是個學術研究者，更曾經是一個社會運動工作者，難道他不曾抱持著比「開心有趣」更多的對於社會發展的關懷嗎？反身社會學
陳志柔 教授的回答透露出Bourdieu的影子：把社會構想為遊戲。遊戲要求參與者全心全意、天真無邪地投入遊戲，並依照遊戲規則運用自己手中的籌碼，換取更多資源和更高的階層。社會制度不只是遊戲規則，更是確保遊戲規則合理性的工具。然而一旦遊戲參與者跳脫規則開始檢視規則合理、武斷與否，就會使得參與者不再能不假思索地進行遊戲，最後導致遊戲可能無法進行，也就是社會生活無法照著常規運作。
照著Bourdieu所說：「每個人都希望成為他的敵人的社會家。」社會學家透過知識論述的力量來取得權力，而成為行使權力的主體，並強加界限與規範在客體之上。理解社會學家一面跳脫社會範疇，另一面又身處在現實社會中，進而反思社會學家透過知識論述對研究對象「社會世界」的支配，也許我該理 解陳志柔 教授的一派輕鬆，其實是身為一個社會學家、社會工作者，一種反身性的思考與謙卑的內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