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裡的awake

　　滑落於深夜裡的多鬆忽然放起Dream Theater的《Awake》。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空間裡原本混沌的電子音場就給清晰剛直的聲線化開。我往外走，回頭看深夜的泰順街中只有多鬆橘黃的光點，轟然作響的吉他如同屋外一般寧靜分明。這樣的空間景色與重考生活的早晨無異。

　　起床的鈴響不比微亮的陽光更叫人緊繃。那天睜眼時看見房間裡的亮度就知道八點多了，遲到了。那段日子對於時間的細節總是特別敏感－光線的亮度、空間的密度、人群的裝扮、入耳的聲響，總是不斷暗示著時間的刻度。八點半快九點的捷運車廂，沒有穿制服的學生，沒有提菜籃的老婦，清一色的是上班族，在那片微亮沈默且近乎凝止的天空下。

　　我的耳機裡放著Dream Theater的《Awake》，跟今天晚上多鬆裡一樣轟然作響的，Dream Theater的《Awake》。

　　那是專輯裡最後一首歌了，開頭的鋼琴和弦很美，不斷反覆著。James LaBrie開始唱，用著私密而悄悄的耳語。間奏中鋼琴和弦又彈起，伴隨著細雨般密密雜雜的吉他破音。一段錄製好的聲音，一個男人說話，對著一個女人，傾訴他的愛情。James LaBrie咽氣地再開口。然後又是間奏，鋼琴和弦，吉他破音，女人的自白，小孩的哭喊，男人主播快捷地唸起新聞稿。James LaBrie半唱半唸地繼續下去。最後一次的鋼琴和弦反覆，最後一點的細雨吉他破音熄滅。

　　最後一首歌似乎就如此結束了，但是那麼多的聲響好像不會消失，他們用各種不同的身份在我耳邊講話，他們是女人、是男人、是孩童、是老者，他們是各種不同的生命情境，卻都講著同樣的話語，就是James LaBrie最後的台詞：「And I'll never be open again.」他們不只告訴我他們永世的封閉，還告訴我也如同他們一般，被封閉在無盡的符號世界中。

　　那天我下了捷運，外面的細雨就像粒粒分明的吉他破音一樣，我不自覺地在車站門口大哭起來。太多符號了。捷運車站裡好多的廣告，好多的人，大家都穿梭在廣告之前，追尋著不同式樣的需求。廣告們一致地散發出一份訊息，一份關於快樂的訊息－減掉十公斤你會快樂一點、考試高分你會快樂一點、玩個遊戲你會快樂一點、買輛車你會快樂一點。然後人群就在每個廣告之間過渡人生。廣告、訊息、符號在捷運地下道裡濃密地匯集起來，乘載著人群的慾望從電扶梯向上竄流，竄流至城市上空。一切都那麼地過度，過度的快樂與不快樂，過度到情緒自身不再具有任何獨立的意義，全都混在那城市的慾望雲層之中。

　　那都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好像只是人生線條的某個情緒波谷，過去了就不再。只是今晚我在多鬆，又聽見了這張專輯，感覺一年前捷運車站門口大哭的自己又在耳邊騷動，一點點地，在耳邊低語著。他如影隨形地攀在我的肩頭，或者環抱住我的小腿。他跟著我一起走出多鬆，走在滑入黑夜的泰順街頭，我只回頭跟他說一句，照著沙特在《嘔吐》裡最後與其生活道別的話：「明天的這座城市應該會下雨。」

　　那個「他」就消失了，消失在遠方閃著橘黃光點的深夜巷弄裡。

《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馬克思

　　首先恭喜我自己，為著我已經將近一個月不曾寫文章。過去一個月，除了寫點學校的報告之外，唯一寫出來的是朋友刊物的邀稿。

　　恭喜什麼呢。當我前些天在LC翻開這本書的時候，起先半個小時乏力的閱讀，對我來說過於思辯繞口的字句讓我意識到的是：我已經開始離開青年時期的牢騷自我對話。至於在過去一個月寫不出任何文章的狀況，體認了我關於「寫字」的必要轉折。於是在這邊我恭喜自己，在這樣的閱讀過程中，我開始體驗一種困乏的快感。

　　如果說翻開這本書，第一個讓我意識到的是「我已經離開了青年時期的牢騷自我對話」，那很有趣的一點就是，翻開這本書我第一個看到的是年輕的馬克思。在馬克斯年輕時期的考試短論中，我們可以看見這樣的話：「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的人物。」

　　有趣的地方在於，在我這樣一個只唸過半學期社會學的大一學生眼裡，如此的論調似乎與我認識的古典三大家之一的馬克思背道而馳。一番極度自我主義的黑格爾派哲學言論。

　　在整本書的概論中，Giddens提到－在那個年代的英法德三國，德國人總是在「想」另外兩國「做」的事情。而從第一章《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我們看見馬克思在自己思想中重溯整個德國唯心哲學的歷程－從康德到費西特，再到黑格爾，然後到費爾巴哈。

　　零六年底，我正在重考。補習班大樓對面的火車站廣場，紅衫軍倒扁聲浪沸騰。記得某一天回到汐止家裡，電視上一個德國記者對著鏡頭說：「你們台灣人，這段日子好像全部的精力與生活都只在抵抗陳水扁。」德國記者的臉上帶著一點嘲諷和輕蔑，娘在旁邊略帶氣憤地說：「這是一個最偉大又最悲哀的民族。」

　　馬克思在提到異化的時候，除了點出工人與其產品的分離，以致於工人成為其產品的奴隸之外，還提到這與政治領域裡所發生的異化一樣，同樣也相應於宗教的異化－基督教倫理賦予上帝的特質，脫離了人類的掌握，變成了一個外在代理人所要求的一般。

　　那天唸到這邊的時候，我問彭昉宗教的部份是怎樣，他說：「就很可怕啊，再推論下去就是無神論。」

　　姑且不論這是否可以上溯到無神論，我在意的是，在那個年代的德國，馬克思從青年黑格爾學派的一份子，到後來《手稿》中對於黑格爾的批判、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對異化現象與私有財產制的批判，這樣的過程中，我關心的是一個思想家對其民族與社會的反思，成就了一種實際的社會關懷。

　　在第一章的最後，馬克思在其早期的共產主義觀中，重新為私有財產作了一番定義與想像，我們姑且不論其實踐的方法與可能，但不可否認的可以看見他對於美好世界的嚮往－「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已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

政治學期末報告－一段公場域的歷史對話

　　「1990年春，改變臺灣憲政歷史的學潮：野百合學運在此開啟。從此，不論是民間團體或各政黨所發起的一連串臺灣民主遊行、社會運動，大都以此地為出發或匯集地，中正紀念堂成為大多數國人見證臺灣民主化發展的共同回憶。為紀念並彰顯臺灣民主發展之歷程，行政院於2007年5月10日將中正紀念堂正式更名為臺灣民主紀念館，中正紀念公園也更名為臺灣民主公園，整體命名為臺灣民主紀念園區。」

　　以上是更名後，曾經的「中正紀念堂」，今天的「臺灣民主紀念館」官方網站的簡介。

　　二ＯＯ七年十二月七號，昔日的「大中至正」四字牌匾拆除完畢。隔兩天，九號的清晨新牌匾「自由廣場」安裝完成。二ＯＯ七年十二月十號，臺灣民主紀念園區施工完成後重新開放。

　　關於中正廟更名的整個事件，如果我們在網路上搜尋一下媒體的報導，不難看見像是：「政治惡鬥」、「藍綠角力」、「依法拆牌」、「違法拆牌」，或者，「中正紀念堂走入歷史」，諸如此類的標題。在這些紛亂的對話之中，對於中正廟更名的事件，我們究竟應該用怎樣的眼光去理解它？我們試圖釐清的，是綠營的去威權和轉型正義，還是藍營的法律正確？或者，我們能看見的只是拆牌工程當下，一邊的民眾唱著《先總統蔣公紀念歌》，而另一邊喊著口號大聲加油。

　　生活在當今的時間範圍內的我們，可能無法完全抽身於不同的政治意識，只是二十歲出頭的我，不曾看見二二八事件的鮮血，不曾被白色恐怖挾持，也無緣經歷「臺灣民主紀念館」簡介中的野百合學運，二ＯＯ八年的今天，卻已經開始思考幾個月後的總統選舉要把票投給誰。我好像已經開始坐享民主改革的果實，但是對於曾經屬於一個歷史人物的紀念公園，如今面對更名、正確化的爭執，我似乎漏失了太多的背景與情懷。對我而言，關於中正廟的記憶，可能只是孩提時與家人的遊樂，或者某場演唱會和一年一次的燈節展覽。也許，十年後我牽著孩子的手在「自由廣場」的牌匾下拍照，對孩子來說那些都只是理所當然的一張照片而已。那些紛亂對話中堅持的價值與意涵，可能只是我遙遠記憶中模糊的一塊，甚至是未來無數人的模糊的一塊。

　　讓我們把時間拉回來。二ＯＯ七年十二月八號，范雲的文章《活化中正廟的記憶工程》：　　
　　「中正廟的改造，關係的不只是一個空間、一個場所的未來用途，更關係到所有與這個空間的歷史記憶相關的人，在走入新時代的過程中，所想要攜帶的記憶。」

　　如同曾經在中正廟廣場上參與野百合學運的范雲和他的夥伴們，多少與我同輩的年輕人也在這裡參與了幾場演唱會和燈會。無論是對於過去的學運份子、今天擁有言論自由的我們，或者未來在廣場上遊走的人群，這是一個充滿集體記憶的公共場域。且讓我們在紛亂的言語中，離開那些政黨互鬥和批判，我們先不看施工過程中的流血衝突，不看揮毫「大中至正」的楊家麟先生，讓我們把中正廟改造的事件，看成是一群人在土地上的公共場域中互相對話。

　　讓我再引述一段文章。二ＯＯ七年十二月六號，李丁讚的文章《歷史煙霧中的牌匾》：

　　「戰後這段歷史，是本省人與外省人共同經歷的歷史。四○年代的二二八，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以及之後的經濟奇蹟等各項發展，都是這個島上人民的共同記憶。目前大家之所以對這段歷史還有不一致的看法，是因為資料不完整，再加上大家避諱談論這些問題。在歷史煙霧中，我們當然看不清一切。這才是所有誤解與敵視的根源。」

　　兩個政黨各居其位在煙霧中對望，各自在其位置上呼召政治市場上的人群。民進黨政府堅持更名，國民黨高呼「馬英九選上再改回來」，在我們好像民主的政治架構中，兩個政黨競逐人民的支持，競逐一個屬於「官方」的說話地位，而我們的民主，成為了一種競逐提供官方話語的市場角力，至於為什麼稱為「民主」，只是因為這個提供官方話語的政府是民選的，與我們斥之專制的對岸，差別只在於，我們「民主」的政治生態，比起對岸的唯一種官方話語，我們擁有兩種或者更多的話語和歷史版本。每個版本的背後都有其市場與支持者，政黨起先選擇了某一種，而且似乎不能不堅持下去，為的是不能太偏離他們的支持市場。最後，政黨與其支持者在迎合與理想間彼此干涉而走向極端。

　　我們可以在小學的民主教育中看見：「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但是如果我們的民主不再以社會共識為目標，而是以分食大餅的方式瓜分政治市場，最後決定一段歷史要用怎樣版本的話語詮釋。那無論少數多麼服從，或者多數如何尊重，無論哪一天少數是否成為多數、多數是否變成少數，我們關於民主的想像永遠存在著多數和少數。少數的那邊只是成王敗寇下被遺忘的一群，也許幾年之後，被遺忘的他們又成為重新被揭開的瘡疤與傷口。

　　這個島嶼也許擁有兩段不同的歷史，或者更多，甚至，除了政黨的口號與理念之外還有更多被忽略的立場。如果面對社會，我們可以不再只是數著人頭做決策。如果可以，一個廣場的改造運動中，我們可以不選擇靠攏去唱《先總統蔣公紀念歌》或者在另一邊吶喊加油。如果可以，我們是不是能透過一個牆圍的水泥建築物對話，是不是歷史能在這樣的對話中，成為一段互相接納包容的過去，成為一個社會內在融合與化解對立的開始。是不是我們不只可以選邊站好讓自己成為多數，我們還可以讓彼此的世界更大一點，我們可以成為一段歷史共識的見證。

　　最後，讓我再引述一段話：

　　「這座島嶼，好不容易從幽閉而獨裁的港灣，航向自由開放、卻充滿不確定的大洋。這一趟沒有回頭路的航行，不只有藍綠兩個光點，而我們還在旅途中。」－吳介民，《公民審議　解決民間對抗》，中國時報，200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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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關心政治，於是只好拾人牙慧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