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海認識了桃，從一張照片認識的，像是岩井俊二電影裡才有的雙胞胎女孩。而後她帶著我去了藍石頭和天使，進入這台北大都會最邊疆的浪人角落裡。鎮日看海看月亮看擱淺的彈塗魚，踩沙灘，抽菸，一天喝四五杯濃縮，騎著野狼在北海岸的小漁港穿梭。
也不知道哪個時間起我開始混溫羅汀。先是從挪威開始，很快挪威也關了變成一間賣人字拖鞋的店；然後是河岸、Picnic、路貓、黑潮、鹹花生，然後多鬆。進入多鬆的時候天使大概早把我趕出來了，多鬆又是那麼適合落腳的地方，我在那待了我全部的大學時光。我不在多鬆就在往多鬆的路上，是真的，咖啡廳對那個年紀的我來講實在是個更像家的去處：不打網咖、不打麻將、不搞社團，我不知道一個孤僻如我的大學生除了咖啡廳能去哪，書店不能抽菸吃喝，唱片行不能落腳，只有咖啡廳，咖啡廳有書有唱片。
那時候多鬆還可以抽菸，我在那念完了人生中最多且最自由的書，每天易感、憂傷、憤怒而多產地寫字。看完了所有的米蘭昆德拉、駱以軍、桂冠的社會學經典、遠流的綠皮書、佛洛伊德、一堆漫畫和幾乎碩士班能需要的通識的全部社會學基本著作，買一堆搖滾樂海報如國旗，買一堆唱片想著要弄一面多鬆的唱片牆。人生不是被自己寫出來講出來的，就是花家裡的錢買出來的，甚是自由青莽無所懼怕。
我在我的文青生涯即將被專業化前的尾端來到了穆勒。應該是考完研究所要大學畢業前，大學好友在剛開業一年未滿的穆勒打工，這樣認識的。
年輕時太驕傲，剛進到穆勒只覺得是溫羅汀的戲仿，比起連鎖咖啡廳它獨立自由多了，但是比起獨立咖啡廳它又太精緻溫柔了。咖啡廳於我應該像天使，沒冷氣沒廁所，店員客人分不出界線，一起挨在馬路邊卻也正是吧台前抽一堆菸；咖啡廳於我應該像多鬆，吵得要死充滿煙味，店員跟客人一樣跩，提供好咖啡和爛餐點。穆勒不是這樣，進到店裡一切你都感覺得出是用心再用心打造的。但是不可否認，穆勒的咖啡好，院子好，貓好而且人好，我就這樣待下來了。
一待就是十年，我咖啡廳人生的後一半都給穆勒了。我在穆勒經歷了專業化念書這回事，不若多鬆自由，念進去和寫出來的都像搬磚塊一樣要砌出本論文。在穆勒的前四年我在念碩班，每天固定坐在吧台角落的咖啡機前，一整天戴著耳機打訪談逐字稿，像是一種修行，像是田野生活的電影慢速播放。那段時間裡，只要一停下鍵盤出去抽菸，耳機拿掉，就陷入那些年生活的絞痛裡。具體的絞痛，好友失蹤，父親過世，女友離去，一切都是被背叛的感覺；那時候的我還不喝酒，只能喝咖啡抽菸然後無意識地抄寫逐字稿、編碼、畫架構，最後把論文給寫出來。人生終於有種真的勞動的感覺，而今論文幾乎都忘了卻也能記得在同個座位上，我為論文寫的謝辭。
穆勒跟工作總是有關，因為這階段的我就是都在工作，穆勒恰恰好地為我搭一工作布幕。真的開始工作賺錢後，反而更能享受穆勒而不必怕自己養不活自己了。做幕僚的時候，可以翹班去，可以帶員工去；前兩年騎公路車，環大台北一圈或者下陽明山之後，走河濱回家以前，我可以去穆勒一趟撫慰身心的吃喝，很幸福的感覺；再早幾年做接待，得穿制服去個性化給客人吆喝羞辱的時光，穆勒是嚴格講起最貼進修車之人的我唯一踏得進去的咖啡廳。那段時間我常在穆勒遇到幾個客人，一個是大概有精神困擾的中年女子，來穆勒喝台啤，抽菸，嘔吐一般大口吞吐喝酒；另一個是計程車司機，來了正襟危坐喝我不知道是什麼的特調，講電話，都是公事，講完只是安靜而喝得很慢。他們和我一樣自在。
在穆勒的後六七年，還沒真的畢業前我的職涯就開始了，進了公司後我老對人說自己是個修車的人，卻沒真的放過一滴油鎖過一顆螺絲，最貼近的是自己給輪胎打氣，卻連空壓機也不會開關。會那樣說，大概我是個自戀的人，在汽車公司算數字與人爭鬥的我好像一點也捨不得做社會學勤懇手藝的我，做社會學的我也一樣捨不得飢腸轆轆大口聽歌讀書的文青的我。人生像是一個階段與階段的倒影，你永遠是上個階段自己的殘餘，哪怕是顛倒鏡像的殘餘。想想，在我眼裡大概，天使像那海，挪威像天使，多鬆像挪威，穆勒像多鬆。每個階段總有上階段的殘餘，哪怕是文藝青年顛倒鏡像去做修車的人。
昨天清晨，Aarti傳訊說真的要收了。我難過了一整天。在辦公室滑了整天穆勒臉書，表情跟大便一樣，逮到機會就拿我手把手帶的徒弟出氣。出氣到這傻愣的孩子說：你心情當然差啊，咖啡廳都要收了。聽得我實在不好意思。疫情開始之後，我時常中午帶著他去穆勒吃飯喝咖啡，他竟然也感染了一點我的咖啡廳情懷，那甚至不是他的。前幾週，一回我跟Aarti狡辯了幾句，也許聽得我旁邊的小徒弟有點緊張，離開後他憨笑著問我說：你們剛剛那樣、就是在討論社會學對不對？其實那當下的狡辯，爭的大概就是這間店該不該收，完全不是我有資格過問的事情。
我只是捨不得，想跟Aarti和穆勒說聲別走。這一走我還真的不知道能再去哪裡喝咖啡待一下午，而那是我人生中多重要的事情。但今日人生總會是此前人生的殘餘，我們都不會真的失去什麼，因為殘餘也是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