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onard Cohen - need the speed

need the speed

need the wine

need the pleasure

in my spine

need your hand

to pull me out

need your juices

on my snout

need to see

I never saw

your need for me

your longing raw

need to hear

I never heard

against my ear

your dirty word

need to have

you summon me

like moon above

the gathered sea

need to know

I never knew

the tidal towing

come from you

need to feel

I never felt

you magnet pulling

at my self

now it fades
now it's gone
hormonal rage
unquiet song

綠洲來了

　　我相信看完演唱會之後我不會記錄下來任何東西。為此，我想我得先寫點東西。

　　聽Oasis到今天應該已經是六年多了。初聽Oasis來台的訊息，其實我還不大確定自己會不會去。也許我可以說這六年來的時間，透過一種緩慢的疏離，已經把Oasis粹化成一種形上價值。Gallagher兄弟的身形已經模糊成我年少時光的幽靈，他們的嗓音聽來幻滅空靈，空心電吉他的音色顯得乾澀刮耳。對我來說他們的歌聲不再悅耳，畢竟我也不再是騎在野狼上哼唱〈Rock n’ Roll Star〉，或者在房間搖晃著〈Champagne Supernova〉的那個少年。

　　Oasis來台，網路上一片熱烈，甚至死忠老歌迷開始批評浮出檯面的觀望者。老歌迷們愛這個樂團或許已經愛了十多年了。許多時候我都想著是怎樣的心境，使得逐漸蒼老的Gallagher兄弟在他們眼中永遠如此年輕。或者，他們總是願意保持著那樣年輕的姿態跟隨這個樂團。

　　許多時候，渴望長大和渴望年輕是一模一樣的兩件事情，像是站在時間的定點上你盲目地張望，看著前面是一片無限，而後頭也是一片無限，於是你朝無限前進，卻沒想過自己是在時間之流怎樣的方向上。因為那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六年前我一頭栽進Oasis和搖滾樂的時候，我究竟是抱著怎樣的心態呢？六年前的我順著時間的流蕩去往哪個方向呢？

　　如果我仔細翻閱唱片架，然後開始回想，也許我可以為我的生命史找到一種從音樂出發的詮釋點。我可以為自己寫下一串關於自己的搖滾樂系譜，然後從中，我窺得每個階段中我的希冀與嚮往。那樣的話，那現在的我只是系譜世代的階段顯影，我離我的原生起點，我離Oasis已經好遠好陌生了。

　　或者，我將這六年的時間看成一個均質與巨大的空洞，其所匱乏的只是無數複雜所綜合起來的，一種青春期特有的孤獨與自傲。如此我便可以理解，為什麼這六年的時間，真正被凝縮提煉成空中閣樓的價值的，是那個如今聽來已經不再悅耳的英倫樂團。

　　青春期的自己總是披掛起一身陳舊然後追憶著眾多古老靈魂。青春期的自己總是發洩著無盡的騷動試圖證明自己的年輕。青春期的自己未曾朝任何時間之流的方向遊走，只是緊抓著某個瞬間想要讓自己燃燒殆盡。青春期的自己尚未積累太多過往的遺憾，沒有對現實時間的現實困頓，也還來不及對未來構築或失望。青春期沒有對時間的怨恨，只有對當下的否認，青春期怨恨當下的自己。

　　那是一種無辜的怨恨與否認，絲毫不帶要求，不試圖彌合也不試圖創造或刪去。那不指向將來也不指向過去，只是一種以否定當下來確保當下存在的怨恨。青春期的我怨恨自己，於是存在凝固於瞬間，在時刻的當下得到自我的完滿。在那個完滿的圖像中，Oasis成為背景與底韻。那種背景與底韻大概就像是〈Talk Tonight〉裡Noel吟唱得那樣孤寂一般。那是一種沒有對象的言說，無止盡地唱著言說的本身而沒有詞句。沒有內容也沒有對象，青春期是那樣一種自我憐惜的撫觸，在夜裡喃喃自語。

　　Oasis要來了，在四天之後。而我如何能不去現場看一看呢。如果青春期的你面對面地走來，你如何不向前去仔細看看他，你如何不去傾聽他無的放矢的吶喊。你如何不靠近他，即便他看不見你，你也摸不著他。

熱美式

　　下樓去想買點吃的，可是牙齒快掉了只能喝東西。

　　在咖啡廳碰到張君玫、黃朗文、吳明燁。我點了杯熱拿鐵，黃朗文說學生喝的都比我們好，吳明燁笑著說以後你就會知道拿鐵不是咖啡了。他們點了兩杯熱美式。

　　印象中我從來沒喝過熱美式，也從來沒有想過要喝。這種東西怎麼會好喝呢？把好好的espresso加水稀釋，怎麼想都無法想像兩者能融合得恰當。

　　於是我們又可以面對一個老問題，一種關於量化與強度的問題，而這樣的問題我們可以在各個領域接觸到。菸要抽濃的、咖啡要喝苦的、音樂要聽吵的、電影要看看不懂的、知識要念理論的。一切的一切，我們應該尋找最難以接近的、成癮頭的、難以進入又難以捨棄的。

　　昨天跟大白、雅淳討論貨幣哲學。價值需要異化、疏離、捨棄才成其以為價值。如此的必要對我來講一直是個「問題」，這個問題在於其「必要」究竟建立在怎樣心理機制以及社會建構中？而更大的麻煩是，它是否根本不構成一個「問題」？

　　確實，我們可以漠然地接納它，然後依其準則為自己選擇一個在那個量化與強度的尺度位置。只是，如果我們將其視為一個問題，那我們有可能找到這個問題的本質答案嗎？或者，我們能在一連串的史學與社會學重建中找到其意求與演化，然後理解我們的生命史中其實有股冥冥的大風鼓張我們的風帆與去向。

　　這幾乎是個不成問題的問題。

　　回過頭說，美式和拿鐵的咖啡因其實一樣多。如果身體渴求高量的咖啡因，那應該要去喝單品；如果味蕾酷嗜細緻的咖啡韻味，那還是應該要去喝單品；如果要強大的咖啡刺激口鼻，那去喝espresso。

　　吳明燁離開前在熱美式裡加了奶球留下糖包。搞不懂。

可恥的學習

　　我每天都想寫一點自己的東西，但是每天都跟現在這個晚上一樣：我瞪著螢幕，WORD開開關關，不斷把自己的雜亂無章刪了又寫寫了又刪。

　　讀理論是一種很私密的個人經驗，對我來說甚至是一種服毒與自我啃食。我除了不求甚解的焦慮之外什麼都不剩，於是對文字甚或各種客觀文化的體驗不再尋得任何自我生命經驗，只剩下不求甚解的焦慮所帶來的疑惑與騷動。

　　我寫不出任何東西，也看不到任何東西。對理論的心智勞動不帶任何產品（連一毛錢都不值的文字都沒有）地成為了最大的自我異化。於此同時，我又清楚且沒用地知道面對理論時自己是如何貧乏。

　　我不在學術圈，也不在文藝圈，甚至我也不在大學校園裡。

　　我在電腦桌前空等。

班傑明的文化工業旅程

　　在網路上眾多關於這部電影的評論中，我時常看到這麼一句話：「這是一部富文學性的電影。」準此，我們似乎可以看見電影中許多的隱喻。

　　例如，班傑明生長的養老院。我們可以將它看做前往死亡的中繼站，是冥府大門前的審判台，所有的生命在這裡都停滯在一種對過往的回顧與懺悔，還有對將來的騷動不安中。於是當乘涼的老人在屋簷下看著馬路上的孩童時，這個畫面刻畫了一種在此岸與彼岸間的橫斷。

　　而班傑明置身於此，他注定了要與這些老人們，以及對街馬路玩耍的孩童們，背對背地邁開步伐。於是不存在著任何與班傑明有比較意義的對象物。班傑明自身心物二元的極端的相互背離就是他存在的確證。班傑明成為了這樣一個隱喻：一個站在冥府大門之前比靈魂還要稀薄的人影。他沒有供以審判的證詞而被斥回，於是他向後轉身，在遙遠的光暈中看見一群活躍的靈魂。他想朝他們走去卻沒有辦法，因為時間的洪流在推動他，但冥府大門也不為他開啟。他站在原地，送別那群審判完結的老靈魂，迎接那群逐漸遲緩的年輕靈魂。然而在他們交會的那個瞬間，他被穿透了，才發現自己沒有靈魂的重量，自己是比靈魂稀薄的影子。

　　接著，我們可以在電影中尋找更多的隱喻，我們可以給予任何一個人物與形象一份形上學意義；我們可以感受各個畫面、台詞的底韻，然後與自己生活中的某個段落比照；我們可以用一種從眾的個人主義將這個故事塞進我們的生命史中，然後尋獲一份人生的價值。

　　對我自己來說，故事有兩種基礎且二元的種類。一種是如同精密機械般的齒輪扣聯，所有的情節巧妙而缺一不可地鎖死在一起，然後一同運轉起來的厚重緊湊的故事；另一種是昆達拉說的那種鵝肉般的故事，如果你倉促地催逼鵝肉進入你的胃袋，就無法品味鵝肉在唇舌口齒咽喉的香氣，而鵝肉本身只是很簡單的組織，但是他可以被賦予細緻的調味。

　　而我不知道《班傑明的奇幻旅程》是哪一種，甚至稱不上這兩種的混合（其實故事總是混合），因為故事的本身就如同主角一般稀薄不具重量。我找不到巧妙的情節相扣，但是情節擁有一份奠基於故事起始設定的巧妙；我找不到可以被反覆咀嚼的情感，雖然故事裡充滿了關於生命的各種素人哲理。

　　我找不到評論這部電影個殊性的著眼點。一直到今天，我發現原來這部電影對許多人來說其意義在於一種細細品嚐的「文學性」。

　　於是我開始試圖理解在此的「文學性」所指涉的是什麼。在我的理解中，它指涉了一連串關於這部電影的隱喻。像是開場與結尾的那只逆轉的大鐘，或者逼近且充滿不確定性的颱風，或者一個個出現在班傑明生命中的人物，他們是音樂家、工廠老闆、藝術家、游泳者、舞者，或者班傑明與黛希先天後天殘缺的比照。這些隱喻如同沾土的玉石，在你匆匆跨過的路徑裡等著被挖掘出來擦拭乾淨，而這塊玉石的價值因人而異（我自己並不覺得這部電影裡的隱喻除了趣味之外還能提供給我什麼）。

　　所謂的「文學性」在此就預設了一種能力，一種關於感受力、觀察力、想像力的水準。而站在「這是一部富文學性的電影。」這句話的反面的就成為了「如果你無法感受這部電影的『文學性』那就代表你在這種能力上的低劣。」同時「文學性」這樣的字眼是一種穩固的保障，其所保障的是一種對於人生不失永恆價值的安穩感受。而「你無法感受這部電影的『文學性』。」所指稱的，就是對一個人懵懂且愧對自我生命歷程的指控。

　　在此，我並不是要說所有對這部電影感到認同或者深受感動的人，都「只」是深恐落人之後地張揚自己也尋找到了某塊隱藏的寶藏，或者「只是」炫耀式地展示自己的文化資本。我真正好奇的，或者真正讓我深刻感受的，是我們的文化工業如何成功地為自己複製了一群信徒，如何讓其信仰的正當性奠基在人的知欲上卻抑制人的知能；如何讓人在尋覓人性時卻變得對人性更加片段；如何，在人對虛榮的需要中為他們開發更多虛榮；如何，在我們討論一部電影的時候，對某種「所謂人生的意義」的全然肯定（而且這個價值還是被文化工業所形塑的）壓制了其他的異議，而對這「所謂人生的意義」的推高其實只是往創作價值的下限探求；我想的是，我們的世界，為何乍看清晰，但其實如同班傑明一般稀疏淺薄地只見殘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