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的我

　　這兩天我那小小的家，像是接待客人似地。

　　昨天晚上史來，來之前鍾在MSN上跟我說話。我不大記得鍾跟我說了些什麼，只記得他吃了藥，跟我說他懷疑自己有躁鬱症，另外就是他想趕快有錢、撞球變得很強、籃球很強、室內設計很強，而且還要會衝浪。這麼這麼多他所想要的，他說他怕自己無法兼顧。我相信他比起我更記不清楚自己說了什麼。

　　史來了之後我們去打了撞球。這我記得很清楚，上一回我打撞球也是跟他一起，當時那海還開著。我們會在那海待一整天，無聊了就下樓，在對面的撞球場打幾場，都用九號球作結尾。

　　跟史打撞球都是那樣，兩個人異常地認真，比數差距拉大的時候，落後的那一個會開始憤怒，然後領先的就很心虛，甚至不敢打得太好。我們兩個都相信，撞球有種魔力，會讓人的情緒起伏異常高昂。

　　我想起來我跟史的對話最常起衝突的狀況：兩個人就著爭論的題目，話趕著話，不斷地想要蓋過對方，然後話的內容不再重要，反而是說話的量，用著一種有形而無實質的方式壓迫對方。

　　也許這就是打撞球的我們情緒會那樣起伏的原因。一個人漏球，另一個打進，然後再打進，也許接下來再進兩球甚至更多。至於漏球的那一個，他唯一擁有過的機會只在於他漏失的那一球，但是機會的失去造成了無可挽回、無法再回到戰場上的下場。於是漏球的那個人看著球檯上的那個人推桿，進球的難度、精準、巧妙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檯上的人多進一球，那檯下的就少了一次重返戰場的機會，一種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窘境油然而生。

　　這就是我們最憤怒的吧。

　　於是在球檯的對峙中，我和史追求的未必是比分上的輸贏，而是一個機會，一個在舞台上奮鬥的機會，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的人生連站上舞台的機會都沒有。

　　今天中午鵬傑來，他進門的時候我就跟他說：「你今天很幸運，因為我家才剛整理好，前所未有的乾淨。」

　　下午的時間我們在藍石頭。他剛退伍，我剛上大一，明明是國中時代的同窗朋友，今天我們的人生線條卻有這樣錯置的差距。照常講講近況，甚至還講起史和鍾。鵬傑是不認識他們兩個的，但是似乎所有我熟識的朋友以至於家人，對我這兩個高中同學都有瞭解，他們未必見過史和鍾，但是在我大量的話語中這兩個人存在得好像真實。

　　其實那是一種很不公平的存在。就像是今天我跟鵬傑講起他們，然後也許，鵬傑在另外一個場合，又講起這兩個遙遠而虛幻的人，然後關於這兩個人的故事也許就在轉述中傳接下去。就像是娛樂節目上常出現的「比手畫腳」。一道題目，從第一個人的動作中傳達給下一個人，然後依序傳接，在最後一個人的理解中，答案可能跟題目天差地遠，然後檯下的人就哈哈大笑。

　　這是一場關於誤會的笑料，然而許多時候，誤會幾乎成為瞭解過程中的一種必然。

　　下午的時候我又在跟鵬傑說想像力。一段時間來我幾乎將「想像力」視為一份重大的資產。那並非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量，或者精確一點的說，就是那個社會學期中考必考的解釋名詞：社會學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社會學作為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是需要龐大的想像能力的。想像一個人的人生經歷，想像一個人日常生活中的細節，想像一段隱密的都市傳說，想像一個古老的神話故事，想像一件物品生產背後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牽連影響的各種人群生活型態與價值觀。

　　然後我繼續跟鵬傑講。因為瞭解的困難以及誤會的必然，我們能做的很多時候只是去想像以及延伸，去尋找更多經驗中的蛛絲馬跡。

　　只是我又想起了史和鍾。鍾最近都會買樂透，昨天我和史討論著鍾如果中了獎，那我們理當分到的金額，還有獎金可以用在什麼地方。討論到最後史跟我講到他的朋友，他說他的朋友是個一生平穩的人。一生平穩的人，這句話的反面就在印證我們三個的人生，是怎樣的順序顛倒與錯置，還有不斷的擱淺與滯留，就像是我今天用著剛考完期中考的大一生的身分面對我剛退伍的國中同窗。

　　記得一個高中同學跟我說過：「史和鍾那兩個一點也沒變，他們在想什麼我一眼就看穿了。」這是個誤會，因為在我的認識裡面，這個一眼就看穿鍾和史的高中同學，其實才是那個真正一塵不變的傢伙。當然，姑且不論我對這個高中同學又有怎樣的誤會了。

　　我們偶有一點站上舞台的機會，也許在後台我們並沒有付出太多的準備與努力，然而，登上舞台的那個瞬間，或者各個舞台下的分秒，我們都準備好了滿滿的自以為是。然而在台上，我們不過是充滿誤會的丑角，很快地在台下觀眾的鬨笑裡給趕下台。我們看著台上演出的人那樣憤怒。

　　話再說回來，我這接待客人的小房子著實乾淨。躺在乾淨的沙發上看著整齊的房子，舒適之外更充滿一種真實生活的感覺，而我該做的，應該是把我那本社會學課本抱起來，仔細認真地看，然後再看下一本，也許是Giddens的《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或者，我親愛的昆德拉的《生活在他方》。

　　這就是現階段的我，在舞台下等待登場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