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魯木齊的約翰藍儂》／王剛

1.
　　那個留著長頭髮，在烏魯木齊的漫天大雪中還穿著一件日本舊西裝的青年果真是我嗎？天氣那麼冷，就因為愛美仍然不願意穿棉服。其實，日本的舊西裝有什麼美呢？很多人都對我說你穿的衣服有可能是從死人身上扒下來的，也許上邊還沾有愛滋病毒，二十四歲的我就因為深深地戀著它的版型連冬天都穿著它。還記得那件西裝裏有著田中角榮的名字，他真的是那個日本首相還是他就是一個普通人我無法考證。我艱難地行走在沒膝的雪中，看著雪花在燈光下像洪水一樣地朝我奔湧，什麼叫富有內在的激情，那就是我。我就是激情的代名詞，我就是那個叫作王剛的詩人。我在深夜行走在烏魯木齊的街頭，是因為王剛的內心裏有著烈火一樣的感動：孟非從阿聯酋回來，他說他帶回了一盤磁帶。是披頭士唱的歌，裏邊有約翰藍儂。

　　時光已經很久遠了，當然是上個世紀的事情，二十二年搖搖滾滾，流走的時間把我從青春的垃圾堆扔到現在的垃圾堆裏。約翰藍儂就從來沒有從我的內心退卻，他用自己的詩句和音樂一次次地像那個晚上的雪花一樣壓迫著我，我的思想，我的感情。「LET IT BE」有人翻譯成去他媽的，「YESTERDAY」不翻譯成昨天，還翻譯成今天或者明天嗎，再業餘也不能這樣，「HEY JUDE」讓我想起了所有那些當年的烏魯木齊的女孩兒，她們和我流淚和我一起葬送青春，她們都可以叫朱迪，朱迪就是朱迪，不是那個朱迪福斯特，「I WANT TO HOLD YOUR HAND」我想抓住你的手還是我想握著你的手，有人說是一樣的。我不這麼認為，如果你不先大膽地抓住，你又怎麼可能長久地緊握呢？我不想對你們形容藍儂的嗓音，我不想描述藍儂的歌聲，因為我還沒有那麼無聊，以至於墮落到用自己的語言去形容音樂或者歌聲。但是，讓我怎麼說那個晚上在烏魯木齊漫天大雪中的藍儂呢？我在孟非家一遍遍地聽，我拿出自己珍藏的 TDK 磁帶讓他為我轉錄，我邊聽邊為自己不滿足的愛情生活流淚，當我再次回到了白色的黑夜中時，醉酒的我凄涼地哭泣著，一遍遍地唱著那首剛學會的「嘿， JUDE」，雪是那麼溫暖，燈光如同陽光，烏魯木齊的夜空光輝燦爛，照耀著我的前方，我就像是一個得了青光眼的病人那樣，再努力也睜不開眼，故鄉的大雪讓我膽大妄為，猖狂無比。我沒有回家，像是俄羅斯的十二月黨人那樣地，背負著無限的理想走在冰雪之中，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對尤其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和藍儂完全混雜在一起，讓我發著高燒，踩著塞利納一樣的步伐在茫茫黑夜漫游。黎明時分我回到了家，如同將熄的炭火，更像是垂死的牲畜，癱倒在小屋的地上，在深沉的睡夢中把雪野，烏魯木齊，約翰藍儂永遠地攪拌在了一起，以至於在自己的一生中，只要是看到了雪，就想到了烏魯木齊，就看到了那個反叛者和他的音樂，以及我的的反叛和我的音樂。

2.
　　同樣是烏魯木齊為什麼一個陰沉，一個晴朗。同樣是新疆，為什麼一個陽光燦爛，一個陰霧迷漫。人類的進步究竟應該朝哪兒走？是朝著現代化的北疆，還是經典而原始的南疆？烏魯木齊的空氣怎麼了？烏魯木齊為什麼也有那麼多車，烏魯木齊為什麼總是大霧，烏魯木齊已經很難看到天山了。中國的現代性真的要求我們作出這樣的付出嗎？如果非要付出這些我們能不能不現代化？水西溝是超脫的，水西溝沒有必要承載那麼多思想和回憶，水西溝的空氣像少女的皮膚綿羊的軟毛。水西溝無邊的雪野處處回蕩著約翰藍儂的歌聲。那個給我們介紹冰場的商人寧齊肯定是吹小號的寧齊。當年他吹的莫札特我還能想起來，他說了許多數字，可是我聽不見，似乎小號聲不斷傳來，還是「嘿，JUDE」，還是那種撲面而來的久違了的新鮮空氣。

　　黃多去年對我說，他去了瑞士滑雪，很刺激。又問我說：烏魯木齊有滑雪場嗎？那兒有天山，應該有滑雪場。我說可能有，但我從來沒有去過。

　　現在我就在滑雪場，烏魯木齊水西溝的滑雪場，我沒有去過瑞士，只是去過奧地利，我看到了卡拉揚小時候曾爬過的那個山，以及山上永遠不會融化的積雪。現在我站在天山腳下，我有些猶豫著是不是穿上滑雪板。為了平衡自己，我給黃多打了電話，我對正在美國三潘市準備睡覺的他說：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烏魯木齊有滑雪場，叫水西溝滑雪場。

　　真的很暖和。就像是天山上放了很多壁爐，由許多英式管家在負責燃燒。這兒的太陽還是童年的太陽，它似乎只該出現在烏魯木齊歷史中，我穿上冰鞋有些羞怯，以致有很多人在看我。其實四周沒有人看，人們看自己都看不過來，然後我就開始滑了。我從山坡上下來，一共摔了三跤。每一次都是因為太快了，我老眼昏花而承受不了，滑雪的感覺早已遺忘，就像是那一個個我認識的烏魯木齊女孩兒，我的青春歲月早就被大雪掩埋，就像是父親的身體，被平放在天山的土地上，那上邊蓋著樹葉，泥土，還有厚厚的積雪。

　　我的回憶充滿溫情，也飽含著仇恨。我溫情著滿目的雪野，我仇視著自己的衰老。

　　我興奮地對許多人說，我是從山上滑下來的，我一共摔了三次。我是因為承受不了速度而主動摔倒的。我說從小就穿著冰爬子滑冰，天天追趕著少見的汽車，那時的街道上總是白的，雪地不會被污染，我說我曾穿過花樣刀，但從未穿過跑刀。這話我反覆著一遍遍地說，彷彿我又回到了那個下著雪的黑夜中，我一遍遍地唱著約翰藍儂的歌。

　　在歌聲中，我躺在雪坡上，從久違了的藍天中，再次看到了父親的眼睛，他似乎在說：你也老了，怎還這麼瘋狂。

3.
　　約翰藍儂是誰？披頭四是幹什麼的？約翰藍儂因為王剛的原因而永遠留在了烏魯木齊，那個叫作迪化的烏魯木齊。還和我們一起滑雪。也和我們一起摔跤。搖滾的情緒早已殘廢還是和青春一起延續？那樣的大雪彌漫和詩歌激情以及對於藍儂的熱愛還在今天我故鄉烏魯木齊的青春寫作中生長嗎？為什麼從小吃牛羊肉長大的少男少女們的激動和勇敢總是被便宜的深刻思考替代？為什麼往日洶湧的泥沙俱下已經漸漸被後代們表面精緻的小玩藝兒塗脂抹粉，每天都能看到天山的地方毫無限度地 COPY 出深刻而纖巧的假山？是因為現代性的污染需要那些紛紛繁繁的擺設嗎？

　　還好，光明路青年路都污染重重，我們還剩下了水西溝，我的眼睛越過一個個假山之後，穿過二道橋，延安路彌漫的大霧，最終還是看到了天山。

　　大野洋子。剛才還在電視上表演。她是死了多年的藍儂的夫人。她唱著當年那些搖滾的歌，使她看上去更加衰老，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又唱又跳，顯出殘酷滑稽，讓人心酸心疼。我多麼希望此刻水西溝的陽光能夠照耀到北京，照耀到日本和英國，最後照耀在大野洋子這個老太太的身上。

　　也許奇蹟真的會出現，藍儂重新在天山下的雪地上復活，大野洋子又成了那個騷勁十足女生，她讓藍儂變得多少有了些柔情，還跟他談情說愛。

　　因為在世上我們很難看到水西溝那樣的陽光了。

4.
　　那天我睡著了，在深雪之中，我們的車陷進去出不來了。在等待救援的時候，我放鬆地睡去。車內很暖和，眼前一片紅彤彤，我被烘烤著回到了紅太陽身邊。那時我覺得自己仍然是個詩人，猖狂地在烏魯木齊的黑夜中哭泣，還不知羞愧地讓自己和約翰藍儂繚繞在一起，沒錯，再低的理想都有雲霧繚繞。就好像滑雪還不夠刺激，我們能經歷無數個青春，就好像水西溝還會唱歌，是最早的搖滾，泛濫著漫天大雪，肆意地揮霍著陽光，把約翰藍儂介紹給今天的女孩兒，最好她和我一樣是生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青春少女讓我渴望而傷感。

　　嘿，JUDE。

她把音樂當成說教的利器－記張懸上海專場 ／劉昊

　　她是黃小楨的好朋友，常用自己的味道唱好朋友的歌；她經常和楊乃文喝酒海聊，針砭臺灣藝文圈；她在臺北Live House彈唱六年，最終被主流唱片圈挖掘，李壽全惜才如己女；她靠獨立的才氣堆攢兩岸人氣，她的藝名成為清新圈的新寵。就是這個叫張懸的女聲，在上海爽快地答應下在Dirty Three演出結束後趕到育音堂彈唱。對有的人而言，這個清晨破曉的消息太奢侈，這個二十四小時內下的決定太突然；而對張懸而言，唱歌給喜歡她的人聽就是家常便飯。這個靠實力出名的女人權衡著自己對歌迷和生活的態度。她反復強調，張懸只想過自己喜歡的生活，做個吉他歌手，給雜誌寫寫書評，嫁給個志趣相投的人。

　　10月26日，她先出現在上海雲峰劇院的舞臺上，之前是臺灣實驗團Goodbye!Nao!瘋狂但又不徹底的脫褲子表演。如果觀眾都聽到Dirty Three了，對這種音樂表現當然也不會感到奇怪。這個一半成員還在臺北念書的樂團受莊子和AV女優的雙重影響，樂團名字乾脆直接來自日本女優及川奈央。沒想到的是，樂手在這次演出中真的高潮了。Dirty Three出場時，Warren Ellis和往常一樣向觀眾打招呼握手，他鬍子竟然都那麼長了！鼓手Jim White比印象中胖很多。前一天在現場酒吧演出時我離他不過兩米，清楚地看到這個像廚師翻勺一樣打鼓的男人神奇的雙手。他總是顯得睡眼惺忪，像一個剛吃了魚子醬後露出滿足感的靦腆老頭。至於Mick Turner，很難想像Dirty Three那種複雜的結構音樂中的吉他，竟然是如此輕描淡寫。他帶著瘦削的安靜，反襯出Warren Ellis野蠻的颱風。演奏《Cinder》中的《Great Weaves》時，張懸套著羊毛線衣上場，還來不及等近一半的觀眾喊完她的名字，就進入了Chan Marshall的角色。

　　張懸的確是合適的人選。如果你瞭解到《寶貝》這些歌曲不過寫於她13歲時，你就必須對這個已經組了樂隊（Mango Runs）的女歌手重新定位。張懸版的《Great Weaves》溫暖而飽滿，比起發狠的Chan Marshall自然是另一番味道。她演出後到後臺抽煙，然後我去會她，帶她趕在專場前先去看一個攝影展。那是她朋友，一個上海攝影師的商業攝影展。張懸從出粗車裏看淮海中路的景色，感歎上海的繁華。她說臺北的燈可沒上海的好看，商業區還有矮矮的樓，讓她難忘。我們聊起北京、大理、臺北女巫店，以及Pink Floyd、竇唯、崔健和兩岸的唱片工業，還有她的吉他導師Neil Young。無論說什麼，我都能清晰地感覺到她獨立的見解和毫不遮掩的態度，說起某些不靠譜的音樂人，她一句“媽的”就上來了。對於歌迷的態度，張懸不希望他們崇拜誰，她覺得大家應該把精力放在音樂本身上。

　　人們把張懸和陳綺貞、曹方放一塊兒說，這的確太游離于唱片周圍了。雖然陳綺貞也聽The Beatles，但張懸明顯屬於根源搖滾氣質的獨立女聲。她對上世紀70年代的搖滾情有獨鍾，她的下張唱片，將以樂隊形式出現，會讓歌迷聽到和高中時代寫的清新民謠完全不同的套路。

　　張懸父親是北方人，她愛吃面，我們就在仙蹤林吃牛肉面。坐定後發現，很長時間沒有一個女性在我面前煙癮比我還大了。我把moci的碟給她，她看到孟娜翻唱黃小楨的歌時激動地表示要帶回去給她聽。她左手十多件腕飾在燈光下鮮豔如初。

　　對只有一天宣傳，到底會來多少人聽她專場的擔心完全多餘。張懸一進育音堂，徑直走上舞臺，幾十號人就圍攏過來，很多喜歡她的孩子進門就看到張懸，他們的表情顯得驚愕多於激動，像一場精心策劃的假日旅行，被提前擠壓在幾個時辰裏，每一秒鐘都讓孩子的想像變得具體而微。張懸的琴還沒到，試好音，她就下臺到吧台一邊喝酒一邊給大家簽名。在眾人面前，她依舊點燃日本香煙，比起陳綺貞的文雅形象，張懸果然像自己形容的那樣“粗”。

　　我到調音台裏放《My Life Will…》，大家一聽到《Scream》就跟唱，氣氛輕鬆而融洽。而之前由於Dirty Three在雲峰劇院的演出出了意外（演出時間和後面的同場其他演出衝突，結束得很唐突，觀眾不滿，主辦方言辭過激，導致退票、協商加演等事情），澳大利亞人又帶著還沒聽爽的歌迷趕來育音堂加演。張懸的琴從Dirty Three的車上傳進現場，寶貝張懸上海臨時加演的彈唱會正式開始。

　　她之前認真地寫了一張歌單，並嚴謹地讓調音師幫她把音響調到最佳。她點燃香煙，喝了口青島啤酒——一個小時裏的第三聽啤酒，然後和觀眾說了很多話。現場的人可以感受到她的客套一點都不客套，句句大實話。開場曲，翻唱Mansun的《Mansun`s Only Love Song》，幾次變調非常自然，箱琴的質感慢慢譜開。後面就是吸煙、唱歌、喝酒穿插。她在《討人厭的字》裏唱道：“大家都怕了苦日子，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我還寫著那，沒人懂的歌詞，寫下討人厭的字。”這讓我想到《My Life Will…》裏的玩票哼唱《Malaimo》。流行音樂批評家認為張懸的歌詞太文學，旋律又不特別討好人，可這都是些什麼評價？真實成為過失，純真的才氣成為商業音樂的制約，獨立樂人不會吃這套。《欲望把眼前的地板鋪滿》後，她唱了一直想改成中文詞的《良心》。這個詞也是這一天她不斷對我提起的。唱好《畢竟》，她分別翻唱了《Her November Diary》和《粉紅電臺頭》，前者是臺灣Post Rock團8mm Sky的作品，這支樂隊曾經是Explosions in the Sky和Múm等樂團在臺灣演出時的本土暖場團；後者是薄荷葉的抒情金曲，少了林倩氣息轉換的童聲腔，張懸唱時更顯自然、成熟，體現了張懸一定會唱出自己味道的翻唱初衷。後面一首是Neil Young的《Gotta Love》，音樂響起，人們看到了一個沉穩又不失可愛的民謠女歌手迂回的手指，輕點的額頭，這一刻的溫暖莫非真應了那些似乎誇大了張懸音樂力量的說辭？最後一首翻唱是黃小楨的《每秒9.8公分》。加演三首，歌迷呼出了他們等待的老曲目《無狀態》、《喜歡》和《寶貝》。甜美的收場，即便有人不合時宜地喊了一句“阿扁下臺”，也被這個大方的女生以“阿扁又不是我生的”巧妙彈回。不是說張懸已經無懈可擊，而是你時刻都能感受到作為平常人的張懸，她的那些讓歌迷先做回自己再去聽音樂的說教，對熱愛獨立音樂的孩子時常保持獨立的腦袋是多麼重要。不管有沒有張懸，我們都會帶著獨立的精神去生活；而張懸作為一個歌手，在每次唱歌前都讓大家先安靜下來，她把音樂當成說教的利器，將那些基本的道理唱給人聽，這份真摯才是讓我對這個樂人尊重的關鍵。沒有任何人發現她今天是帶病演出的，當音樂成為事業，愛好變成現實，沒有誰更能體會樂人自己的美好和滿足。

　　她讓大家歡迎Dirty Three的再度登場，闡明，他們的音樂很棒。她下臺，和朋友閒聊幾句，又像個歌迷一樣倚在吧台邊，隨著Dirty Three的聲聲噪響而歡呼。那一刻，她只是一個喜歡搖滾樂的女孩，內心被舞臺上交雜著藝術民謠和先鋒爵士的好音樂而震動；那一刻，她的雙手不再屬於和絃與記號筆，隨空劃下的臂痕，是沒有國界的音樂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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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因為張懸，更是因為我喜歡這篇樂評，簡單直透不討好，有股中肯的豪氣。

我的溫州街

◎楊佳嫻


　　初初來到溫州街者或許不能感覺其優美。然而它是文藝青年啟蒙地，學習著在台北生活的見習場。

　　回溯將近十年前踏上溫州街的情景，已是十分模糊了。那時候我是政大新生，從木柵山區搖搖晃晃搭236到公館，有點進城的味道。我記得第一次看到傅鐘的失望（根本是個大鈴鐺嘛），我記得第一次走在椰林大道與許多單車擦身而過，確實寬闊暢快，但是好像沒有簡媜寫的那樣威武。然而那時我不記得任何一家咖啡館。對於九十年代中期高雄小康家庭出身的我而言，咖啡館仍然是「大人去的地方」，那裝潢多麼陌生，菜單上的辭彙多麼遙遠。

　　但是我記得我所認識的第一家溫州街書店：唐山書店。領我逛大街的學長用慎重口氣說：「這是所有關心文化的年輕人都會來的地方。」從巷子轉角走下小樓梯，兩旁層層疊疊貼滿海報，從演唱會、座談到語言交換、雅房出租；雨季的緣故罷，陰暗地板上鋪著破爛紙箱，而我的運動鞋也相當配合地發出唧水尷尬聲響。書店裡看到許多詩刊和社會運動刊物，注意到原來台灣文史的相關出版品這樣多，還有那時看來頗為深奧但是後來成為我生活必需品的學術書籍。回想起來，可能店內陳列了什麼書也不是太要緊──要緊的是那份「地下」氣氛，牆壁散布著污印，音響流洩不知名吟唱，隱蔽的場所，陽春的櫃檯，堆放於桌底許多牛皮紙包破綻裡顯露的書本，小眾刊物和活動海報背後暗示著：原來真有一群為了文學文化努力的人，就在那裡。

　　唐山初體驗對當時的我，意味著告別過去瘋狂請公假校刊社內風花雪月的那種「文學少女」，而自以為摸著了真正「文藝青年」的輪廓。

　　至於上咖啡館，同樣需要練習。

　　在木柵讀大學的幾年，連鎖咖啡館開始冒芽成長。可是指南路上沒有。指南路上有的是學生聚會喧譁的簡餐泡沫紅茶店，咖啡是附帶販售的。

　　稍微像樣的得走遠一點。幾次在冬雨夜跑到新光路葛莉絲去喝一杯一百五十元的咖啡，那裡有整齊放置描花咖啡杯組的方格櫃，吧台上方附著架子，倒掛著高腳杯。握著金色蜷曲杯把，嘗試著記住香氣，忘記苦味，看玻璃上雨絲霧氣，霓虹依依，有人騎機車奔馳過去像是錦鯉破開水波，遠近街景變成無數倒影雜沓難分──全世界都被鎖在窗上了，而自己的剪影占了世界一半。

　　二十歲的我玩味這種感覺：就是詩裡說的「寂寞」罷。

　　很多感覺還未真正在生活中經歷，就先廣泛地在書中看到。抬頭，看到屋角一隻小蟑螂，遲疑地，繞過音響喇叭。

　　慢慢地，開始注意到原來溫州街周邊有誠品，有女書店和晶晶，有結構群和明目，還有許多咖啡館；在那熱鬧煙塵的街道分支裡，有日本時代留下來的房舍，敗瓦中年年抽長著新綠。挪威森林同樣是別人領我去的，而且是來了台北兩、三年後才去的；菸味和咖啡香交纏的空間裡，我認得牆上有羅蘭．巴特大風衣低頭點菸的黑白海報，我發現沒有任何女生還像我一樣，穿著寬大的格子襯衫和毫無線條的牛仔褲。文藝青年是需要注重穿著的，我想。

　　我還注意到桌上有書的人，通常那些書名偏向人文社會，或者英文書；可能人人也都注意擺放在桌上的是什麼書，務必給他人正面的評斷指標。我學會在唐山書店拿破報看，仔細端詳名詞陌生的座談海報， 學會在挪威森林內一個人看書，不要對鄰桌的煙霧皺眉頭，感覺店內音樂對我的閱讀情境與速度造成的影響。

　　很難真正指出大的改變是什麼。

　　在十八歲到二十二歲之間，對於外來求學、只以公車捷運做為交通工具的我，台北已經夠大了。我不大知道更北的台北市長什麼樣子，日常最遠的活動範圍只到火車站，公館台大附近算是交通上不花太多時間的休閒去處；我去了不同的書店，記得了不同咖啡館的下午茶搭配價格，開始留意衣服剪裁，接受一碗牛肉麵可以賣到一百二。可能我有一點失望。

　　那時候已經沒有什麼讓青年激情投身的大運動了，我在學校裡看過一次學生包圍警衛室，為了抗議對某學生的不當懲處，帶頭者拿著擴音器喊得聲嘶力竭，可是參與的學生可能不到一百個，大多數人都是站在較遠的騎樓下看著。我也是旁觀者之一，恰恰就站在舊樓旁的桂花樹下，那氣味寧靜纖細，驀然就隔開了那些嘈雜。仰頭看藏在葉片裡的丁香碎金，那一刻突然想，過去我是將抗爭運動都簡約化了，以為反對是浪漫，以為不參與則枉少年，以為當然了青年的心和時代最沸騰的部分相連結。去年我採訪某位作家，她談了許多七、八十年代的激昂心情，問明我是1996年才到台北來，很惋惜的口氣：「哎呀，你來得太晚了！」年紀更大一些，我將領悟到其實在有限的時光裡，常常是只有一個人。在失意與縱情過後，常有機會審視自我，在不完全的接縫處看到時代的針腳。在性質相異的各種群體間來去，愈發了解，把握專一並不容易。

　　2000年我進台大念書。更多機會走在溫州街上。不一定是喝咖啡或買書，那裡也有小吃和泡沫紅茶，也許就是課餘無所事事在巷弄間閒晃。幾年來，溫州街有些變化。破爛的結構群書店改裝了， 深色木頭、大玻璃推門和折射燈光，書變得整齊了，再也不是從前深冬瑟縮著在大衣豎領內，忍耐著風雨挑書了，店內馬克思的素描也已經不在了。

　　簡體字書店多了幾家，尤其是唐山斜對面的秋水堂，改裝豪華，且不滿足只是提供文史哲社會書籍，儼然要變成綜合書店了，它擴大的同時不知怎地我每次造訪卻無書可買的感覺卻加深了。於是我更多地跑到羅斯福路兩岸的問津堂和山外，尋覓大陸書籍。

　　通過溫州街的合縱連橫，羅斯福路、新生南路和和平東路形成三角地帶， 維繫了台大周邊與師大周邊，成為我最核心的生活版圖。在我往來的光陰裡，白千層們增厚了幾層，雨天滲水的地下道改成摩登樣式，出售水彩小畫的眼鏡青年和播放佛教音樂賣口香糖的半盲老人依舊，可是多了假仿的羅馬柱和一派青春明亮的台大學生照片。蔡明亮拍《天橋不見了》，我走過嶄新的地下道不免也有種「地下道不見了」的悵惘。

　　而人們對於一地的熟悉往往從飲食來。我不例外。溫州街口胡椒餅漲價驚人，要換得飽滿濃嗆的滋味現在已經得花上五十元，蒸餃、涼麵、米粉湯以及葉記肉燥麵，仍維持著學生滿意的價位；醉紅小廚老闆不茍言笑，附送的梅汁變成大杯，奇甜，但是洋蔥豬排和豬腳依舊軟爛味醇；七里亭大盤飯菜肉蓋荷包蛋配冰紅茶的組合，一百元有找，因此店內永遠喧譁，勉強攢入店內找位置，永遠會踩到別人放在地上的背包；資格較淺的集客則在壁上貼了清明上河大圖，中國風味桌椅與隔間，供應小火鍋、鐵板菜、超大杯泡沫冷飲和時尚雜誌。

　　然後就是咖啡館或茶酒館，依序是葉子、帕多瓦、魯米爺、86巷、雪可屋、挪威森林、聊聊、玥，還有支巷裡的朱利安諾、耶荷、H2O，以及令我懷念的已關門大吉的Peter、羅曼。甚至是一些小小的我忘了名字的咖哩店與義大利麵舖。

　　午後無課，最舒愜的行程可能是這樣：款好要還給圖書館的書和要讀的書，從辛亥路後門旁的宿舍出來，走過齊頂平剪榕樹列、停了小飛機的草坪，轉角路過語言中心、社會系、電機學院、應用力學館、工學院，再轉彎經過獸醫館，館內總飄出異味以及淒厲狗吠，而活大和圖書館已近在咫尺。活大凹折起伏如經書打開的特殊屋頂，據說就是建築師王大閎的點子。

　　還書以後，踩過碎石子路到椰林大道上，以總圖書館為界，靠近前門的多為日治時代舊建築，靠近後門的多為新建築，過去大體上還維持磚紅，以取得視覺統一，不過近年來台大蓋新館已經不管這些了，一棟比一棟來得突兀醜怪。春天時分，一走到大道上那真是繁花錦燦，杜鵑們彼此厚厚地擠壓著，再多開一簇，一簇又一簇，白色、粉點或者桃紅，都是大量地堆上去，太沉重了便垂到地面上，短時間內又大量謝去，空氣中全是花朵顏色的跡子，可以擰出汁來。花總是要謝，因為這樣的宿命，襯著背後補綴了又補綴的青赭色老磚樓，顯得格外放恣，年復一年以青春夾擊路人。

　　出了大門，抓緊小綠人最後十秒跑過路口，到誠品唐山秋水堂等等任何三兩家晃一晃，再決定要去雪可屋、挪威森林或朱利安諾。雪可屋的爵士樂，挪威森林的搖滾或朱利安諾的歌劇女高音，風味不同，都不影響讀書興致，讀很慢的論文或很快的小說都行。

　　我會在咖啡館內看到寂寞的，快樂的，出神看著遠方或者趴在書上睡著的人，每個人帶著不同故事坐在同一個空間裡，在香味與音樂中得到安慰。這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學生浪漫罷，可是生命裡能這樣大把地只為自己耗費時間，機會著實不多。

　　修復了一小段塯公圳，拆了日本房舍改建公寓，早已改建公寓的則多半培植了大量盆栽，從籠子似的鐵窗內纍纍地往下探看，或幼或繁或碩大的葉片們聚集著像翡翠鳳凰剪了翅，有幾家則是紫紅九重葛唰地湧出牆際，向人伸過來一般，嬌媚的，侵略的。

　　繼續在台大讀書的日子，不分晴雨繼續走在溫州街，嘗試各種曲折巷弄走法，去已經去熟了的店。另外還有一部分仍是矮平房，屋頂蓋了塑膠布，加上磚塊鎮壓，門內門外都為雜物所擁擠；老人坐在門外剔牙，斑毛狗懶散地趴在地上用尾巴敲打柏油路，同看對過轟隆隆破土開建新樓房。

　　溫州街大破大改的歲月已經過去了，我無緣得見六十年代以前仍櫛比鱗次的瓦房院落，只能從憶舊文章和小說中想像。現在溫州街是這裡改一點，那裡改一點。最近的變化是，真理堂拆掉可愛的小建築，改立了灰磚玻璃大樓，在那一帶無甚高樓的視野中既突出又不肅穆，遠沒有原來的清簡。值得慶幸的是，書店只有增加沒有減少，對味的咖啡館和小吃店都長久地經營著， 整條街保持著悠緩的氣氛。

　　慢，卻不是懶散，而是自覺到正走在溫州街上，有點習慣與倚賴的意思。

　　因為知道這條街可以找到什麼，知道來這裡是為了比較美麗的目的。我總想所有慢慢地走過溫州街的人，背包裡必然都有書，他們都懂得貓與樹叢的密語，遮陽棚和欄杆的奧妙，以及路牌與店招嵌合的節奏。

　　還有一些更小的趣味，比如盛夏中挪威森林綠漆窗條溫柔的反光，野貓走過朱利安諾外牆頭上而被投射到店內的巨大身影。也許因為從日治到現在，溫州街總和校園緊密連結，維持著菁英又開放的特質，於是讓它能提供一種生活情調，對美流露著友善，哺育嚮往文藝的年輕人的精神。

　　在這條街上我見過熱愛的詩人與小說家，認識了最要好的朋友，在某張靠窗塑膠圓桌寫過越洋情信，買過激盪我的學術書籍，和同樣愛美愛街巷情調的青年們期或不期而遇。也許我的溫州街和其他人沒有太大不同，太多人都在這裡心甘情願浪擲青春、得到夢與營養；可是每次我來，便覺得既親切又昂揚，來讀書買書， 來見朋友， 來喝咖啡，來享受最好的時光，複習無數溫柔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