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都極度厭惡升學考與補習班。不敢說是為了什麼資本主義結構的不義,許多時候只是單純地痛恨在南陽街的羊腸小徑裡一面穿街過巷一面想像著一兩百個日子後自己將證成或扭轉過去的整個人生。
不過生為台灣之子,我終究渡過了高中聯考、兩次大學聯考還有一次研究所考試;生為一個中產階級第三代,我的補習經驗從國中開始,然後高中、大學重考再到研究所考試未曾停歇。是的,如同每個活在現代台灣的我們,我們熟知考試就是這樣:幾家歡喜幾家愁。但到了都考過四次升學考的今天,我還是不斷好奇一個問題:我們到底在喜什麼又愁什麼?
其實無論是喜或愁,某些時候其中的脈絡單純得可以。啟蒙蘊含了一種傾向甚或慾望,叫我們剝除各種不可共量之經驗。這種對量化的渴望滲透進每日生活的關節與細胞之中,所以連歌唱這種不可能碎裂化約為分貝、音高、節奏的整體表演,我們都希望透過星光大道(或者早一點的五燈獎)去剝除它、抓奪它、佔有它。每每看著小胖說「加油好嗎」、「很殘酷地我們得把你淘汰」,接著演唱者欣喜尖叫或落下淚珠,我就驚異於這個世界的喜與愁其實共享著一種悲慘的邏輯。這個邏輯叫我們肯定自己或者否定自己,但無論是肯定或否定,所謂的「我們」其實模糊得可以,以致於與我們共存的所有人事物都模糊不堪。
社會學對我目前最大的意義、同時也是最大的悲哀的,即在於它幫助、或者逼迫我思考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生活在這悲慘世界中的我們有沒有一種既高傲又謙卑的生活方式。然而,引一句我很不想引的話:「我們終究都流著啟蒙之血,哪怕是惡血。」是的,當那啟蒙所欲求的徵兆物-成績、銷售量、發展指數-降臨之時,作為成功者或失敗者的我們,誰不急急忙忙地粉墨登場。我們高傲如所有個人主義的自私,也謙卑如學術行話可能有的全部虛偽。
當才疏學淺的我們一股勁地批判結構或主體性,那其實如同擁抱啟蒙確證的每一個汲汲營營、自私且虛偽的業務、演員、菜販、工人、模特兒、政客、司機、富商以及考生。而作為考生的我們,淺台詞也不過是這樣:我們考完了一場試,不趕快張揚點什麼豈不是太對不起自己了。
最後再引一句北島的話:「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我只想做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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