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樂

　　2011年發生最好的事情大概是我終於畢業了，然後成為一個研究生。2011年最壞的事情是Y連連消失兩次，一整年的記憶裡只有少少三兩次他的隻字片語，這感覺很怪，怪到有種瞠目結舌啞巴吞黃蓮的閉塞感。

　　好久以前某一次跟Y討論起哪天我們三個裡誰死了怎麼辦，他說大概就不知道該怎麼笑了吧。確實，這一年，尤其是下半年我笑的次數很少。或者說，笑的質地不太一樣，以至於那似乎不是笑，反而比較像搞笑藝人經年累月激情與淡漠對比極大化之過度表演。

　　Y不見了，而我成為了一個研究生。生活越發地笑不出來。

　　2011年的最後一個月我在看傅柯。《規訓與懲罰》的封面上提了內文的句子：「一種悲劇消失了，而一種喜劇正要上演」。再翻開封面，裡面夾了張桃給我的紙條。憑著紙條我開始如時光偵探一般翻挖各種可能的蛛絲馬跡，試圖找出究竟是哪一年我在看傅柯、在多鬆遇到桃跟她說這很好看。

　　線索不多，唯一能確定的是那應該是個年底，但不能確定是08還是09年。此外能記得的是，看傅柯那段時間Y應該跟我住在一起、在我們家樓下的咖啡廳上班。而那時候我正想著關於笑話的研究，每天跟他討論關於笑話的哲學和新想法。那段時間我在Y上班的咖啡廳看《瘋癲與文明》和《規訓與懲罰》，回到家就看《烙印勇士》，然後打開電腦開始google各種跟笑話有關的論述。這三者夾雜在一起遂構成我和Y那段時間的生活氛圍：意義的建構與解離、肉體的打造與撕裂、笑的嚴肅與戲謔。

　　Y不見了，我和F也少聯絡了。三個人散伙了。

　　生活越來越笑不出來，品味都變了，不再有從前羨慕的昆德拉式的嚴肅與戲謔。研究所的各堂課都在宣告著「應該認真一點」，認真，但未必嚴肅而且不可能戲謔。那衝擊是很大的，少了Y的支撐更大。這種衝擊也許來自於學術典範的轉移，或者只是我自己對於學術生活的新認識。總之，生活裡不再有Y的笑話，我也不可能像兩三年前那樣想像各種天馬行空的「人類生活之哲理」。

　　昨天跟W喝酒跟他講起進研究所的衝擊，他跟我說這無疑是正面的，我也這樣想，但難免還是會懷念起跟Y的各種笑鬧、各種關於生活的招搖撞騙。那種笑鬧與招搖撞騙背後有一雙昆德拉頑童的眼眸，說著：朋友，我有一個模糊的預感，就是你獲得快樂的能力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Y、F和我，此時此刻一定都在哪裡笑著，不一定很快樂，就像昆德拉八成也是騙人的。我們好像都是不太快樂的人。

　　Y最後一次出現的時候整個人很急躁。其實他一直都很急躁，好像睡美人一出生就被告知在某個年紀要進入永眠那樣，Y的禁忌時間就是三十歲。跨完這個年Y就二十九了，時間的聲音滴答滴答敲得他越來越急，但其實也沒人知道三十歲之到來他會變得怎樣。他自己也不知道，但三十歲就是個神祕的門檻。跟Y天天混在一起七八年，久而久之三十歲似乎也成為了我的神祕門檻而恐懼於靠近甚或跨越。但Y消失之後這東西似乎跟著他一起消失了。門檻沒了，看過去人生大道直挺挺的，未必順暢但彷彿很連貫。就像時間，也是很連貫的。這一切的變化，乍看之下也許斷裂與急遽，但其實總是連貫而隱約如伏流一般偷偷往前吞噬的。

　　2011年咻地一下就要過了。